一、陌生人特性的消解与道德想象力 现代社会是一种个体化社会。现代人强调自我的独立意识，每个人都是一个单子，他人是我自己的反映。但过度个体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人们逐渐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对他人的关心与尊重。因而现代社会也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高德胜教授指出，都市人具有一种双面性格，“一面镌刻着‘自由与理性’，一面铸写着‘冷漠与孤独’”。[1]道德冷漠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的社会现象。 汶川大地震中的救助救援让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可能。非灾区的人绝大多数与灾区人民都是陌生人。但是，非灾区的陌生人并没有成为旁观者。通过图片、视频，非灾区人民了解了灾区人民的痛苦，为受难者流泪悲痛，并且踊跃捐钱捐物，自发到灾区参加援救重建（当然，陌生人的“冷漠与孤独”表现也依旧存在）。 为什么非灾区的人会为灾区素不相识的人痛苦悲伤呢？为什么这么多志愿者都涌入灾区救助陌生人呢？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陌生人捐款输血、捐物送资呢？为什么在哀悼日里我们都要高喊“我们都是汶川人”呢？这种对现代社会陌生人特性的消解源自以下两个因素：（1）同情心的激发。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关于灾难的报道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和悲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对于他们而言，帮助遥远的、没有利害关系的陌生人既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精神愉悦与人生快乐的体现。这种同情心就是通过想象力实现的。（2）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想象不是虚假和捏造，而是一种“想象性关系”。个体的自我认同根源在于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中。这种想象是有共同基础的，即同一块土地，共同的历史文化，共同的命运与目标。“我”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对于“我”的认识就是通过这种“我”与共同体的关系来形成的。通过这种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感同身受的现实观感，“我们”这种个人与他人的想象性关系形成了。灾区受难者与我们都是“中国人”，或者“我们都是汶川人”。汶川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我们”形成了一种共同认同和自我认同，“我们在一起”。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美德为基础的文化联系，形成了基于一种“我们”意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穿透了陌生人社会背后的冷漠与孤独。 无论是同情心还是文化认同都是通过一种道德想象来实现的。这说明，道德想象力对于消解现代社会陌生人特性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个体化、陌生化的现代社会里，重视道德想象力的培养应该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时代选择。 二、何谓道德想象力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是一种能力。如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认为：“道德想象力是这样一种能力：通过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在一种既定情境里发现采取多种行动的可能性，以及预想一个既定行为可能带来的利害结果。”[2]道德想象又是一种过程。杜威对想象的理解更能完整地概括道德想象力的概念。杜威认为，想象有两种：一是移情投射，即采取他人的态度，并且激励我们超越麻木，使我们能够暂停下来认真对待他人的渴望、兴趣和限制，并且当作我们的渴望、兴趣和限制；二是创造性地发掘一种情境的可能性。[3]综合其他研究者的定义，可以概括出道德想象力包含“可能”、“同情”、“情境”等共同因素。据此，我们对道德想象力也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 1.道德想象与移情。移情就是通过想象进入他者。比如，我们看到小说、故事里的人物遭到不公正待遇时，我们就感到愤慨。我们日常生活里常说，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就是一种道德想象力的表现。要求“想象”，就是让儿童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作为道德想象的移情也是一种能够脱离自我、超越自我的特殊情境去考虑问题的能力。所以拉康说，他人是另一个自我，自我与他人之间是一种想象的主体间关系，自我对他人是依赖的。[4]如上述汶川地震中的“我们”意识就是这样形成的。在现代陌生人社会里，通过自我对他者的理解与依赖，道德想象穿越了陌生人之间的冷漠与孤独。 2.道德想象与行动的可能性。想象是根据可能的设想来判断和选择，所以“想象力是一种以可能来看待现在或现实的能力”。[5]道德行为不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僵化奉行。想象在道德判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对照与比较的基础，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行动的多种可能性。我们日常所说的“好心办坏事”、“事与愿违”，都指出了道德行动由于缺乏想象力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后果。如果我能够预想未来，那么我就可能做出某种类型的实际判断。道德想象力就是一种尽可能准确地想象可能发生的结果的能力。 作为一种能力，道德想象力当然是以实现道德为目的的，这是前提。道德想象作为过程本身也是基于道德的立场。因此，道德想象力就是一种个体脱离自我、超越既定情境进行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的能力。 三、生活实践，道德教育与道德想象力 学校道德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的道德想象力，不仅仅是走出现代个体化与陌生化社会的道德困境的时代需要，也是当前学校道德教育自身发展的时代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