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准则形式与超载问题。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制度规范形式，以具体规则来规范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立足核算而突出呈报，从而在客观上决定了面对现实环境中创新不断、变化纷繁的实际问题，必须有数量庞大而繁复的准则及解释、指南。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准则制定中始终坚持谨慎的选择，注重准则数量控制。这虽然避免了准则超载，但同时又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准则只能成为一些只涉及各种基本或突出问题的笼统的规定。为了提高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适用性，不得不综合考虑各主要国家或主要会计模式的特点，从而使准则包含过多可选择性，影响了准则的具体适应性和可操作性，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压力，不得不频繁地进行修改或修订。即便如此，准则质量依然饱受各方指责。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转而制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虽然一定意义上有违其统一世界会计规范的初衷，但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即：先从具体规范国际财务报告入手，缩小准则制定的目标范围，使准则制定变得相对具体和简单。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的会计统一协调和规范应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会计趋同应该趋向何处等。 会计准则制定程序问题。2000年，美国股市牛市结束，随后华尔街会计丑闻暴露，美国的公认会计准则备受质疑，社会各方以挑剔的眼光审视和批评GAAP的效率及缺陷。2002年3月，美国SEC主席Harvey Pitt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以规则而非原则为准则制定基础模式会延误准则指南发布的及时性，会使准则缺乏灵活性、透明度和一致性，人们会仅为达到会计目的(而不是经济目的)进行会计技巧的设计。”因会计准则本身的形式特点所致，准则制定必然是一个费时费事的过程。对所要表达的想法人们要达到一致意见不是很难，而要把合理的会计理论和惯例化的会计实践用词语表达出来，人们的意见往往大相径庭。这一问题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克服。不过，这不仅是一项费时的工作，而且是一项无尽头的工作，原因在于，准则不会像几何公理那样恒久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规范的制定程序不但未能导致准则制定时间上的节省，反而因为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和讨论，极大地增加时间耗费。这种形势进一步加剧了规则体制本身的缺陷，即：总会使某些突出的现实问题处于制度真空状态，使实务工作者无所适从，同时加大舞弊的可能。在变化日益加速的当今时代，这一缺陷是致命的。 会计准则制定的政治化问题。进入七十年代，美国会计界开始关注会计的政治化问题。准则的政治化，突出表现为：(1)准则的政治和经济后果问题。需要准则制定者仔细考虑准则可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不是将重点局限在技术和公允列报上。(2)游说问题。由于美国相对严格地强制要求遵守GAAP，一旦准则制定者发布了一项公告，SEC就希望该准则能被遵守。因此，很多与提议中准则利益相关的团体会通过强力游说对准则制定施加影响，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准则制定。(3)各种政治力量对准则制定过程的直接影响和干预。 改组后的IASB将主要精力放在制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方面，使其工作重点实质性地转到了一个更为具体，但同时也更趋狭窄的方面。如此做法自然有其道理，但需要看到的是：(1)国际财务报告只是会计国际协调的一部分内容，而非全部；(2)国际财务报告所涉及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大型国际性公司，如果会计国际协调的重点长期放在这一方面，众多不发达国家和大量中小企业必将被边缘化，而会计国际协调也将与制定和推行全球会计准则的目标相去愈远；(3)反复论证和强调会计的社会意义和法律基础问题，将会计协调的重点仅仅放到财务报告方面，必然使会计规范脱离社会和法律基础，步纯技术规则导向之后尘。 IASB的改组，从最初提议到后来实施，始终受美国FASB影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采用会计准则的制度规范形式，虽然特别注意了准则数量控制，但其过往实践中已经表现出了规则导向的诸多弊端(突出体现在准则的不断修订方面)。美国的影响加深，正在更多地将美国准则的一些习惯性做法带入国际会计准则(包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由于IASB及其所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因而，它也患上了与美国相同的毛病。”除了权威性问题外，它也像美国会计准则一样，是上了一条漫无边际的体系化、修正、修订、调整，以及补足之路，一定程度上同样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