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比较了清初剧坛上的历史传奇《长生殿》与《桃花扇》的异同。其“同”为：产生于共同的时代、思想背景，都以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明为清代的原因为目的；都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及其集团，指出其腐败是导乱致亡的根源；都塑造了具有爱国精神和反抗性格的“小人物”形象。其“异”为：两剧包含的内容与寓意有别；两剧在艺术结构上各有千秋。 关键词 长生殿 桃花扇 异同 时代背景 创作目的 人物塑造 结构艺术 在清初剧坛上，升起过两颗璀灿的“艺术之星”：即“南洪北孔”的历史传奇《长生殿》与《桃花扇》。这两出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以后，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而就其时代背景、创作目的、人物塑造与结构艺术等方面而言，又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仅就其异同之处，略作梳理。 寻绎《长》《桃》二剧之“同”，其要有三： 第一，二剧产生于共同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且都以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明为清代的原因为目的。 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在文人士大夫的心灵里激起深巨的震荡，因为，相对来说，这部分人具有更强的思考能力和冥顽得多的道德牵挂。明清易代，使汉族知识分子蒙受了双重耻辱：一方面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丧邦失土之痛，另一方面则还有“说到胡尘意不平”①a]的民族羞耻感的煎熬。在“满汉之辩”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上，人们普遍畏慑于新政权的淫威，将那份苦涩的感情矛盾深隐心底，而以传统的君臣大义作道德支撑，集中探究明亡清替的因果关联。在这种痛定思痛的历史性反省中，有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谈迂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而以历史剧的形式加入这一思潮的，当首推洪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生殿》问世。它取材于唐天宝年间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串演一代兴亡的历史。洪升在《自序》中明确地说是“借天宝遗事”揭显“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历史教训，以“垂戒来世”，一语道破他着意于现实的创作目的。 康熙三十八年（1699），《桃花扇》问世。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在《先声》出里，副末（老礼赞）又代表作者传达该剧的创作旨意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长生殿》以宫廷爱情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为贯穿全剧的两条线索，把轻歌曼舞、我我卿卿与争权夺利、动乱血泪交错安排，如《定情》之后《贿权》，《制谱》之后是《权哄》，《舞盘》之后是《合围》，《密誓》之后是《陷关》等，这种布局分明是在揭示唐玄宗的歌舞声色与安史之乱间祸福依随、“乐极哀来”的因果关系。 《桃花扇》通过李香君的感情遭遇及复社文人与魏阉余孽的斗争，集中展示了南明小王朝的一派衰象：弘光帝昏庸无能，沉溺声色；奸佞专权，倒行逆施；藩镇内讧，同室操戈；中流砥柱如史可法者，孤掌难鸣，徒呼奈何。剧作者在用形象说明：这是一个毫无生气、毫无希望的王朝，其最终的覆亡正是历史的必然！ “南洪北孔”正是在共同的社会思想氛围下，都非“为艺术而艺术”地用各自的杰作参与了一代文人的痛切思考，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第二，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两剧都把针刺的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及其集团，指出他们无可挽回的腐败乃是导乱致亡的根源。 《长生殿》着力写了唐玄宗的晚年昏庸与朝政的腐败。在《定情》中，他唱道：“升平早奏，韶华好，行乐何妨。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面对“天生丽质”的杨玉环，“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就表明他已由“治世之君”变为“昏庸的耄荒”了。他重用杨国忠，使杨氏姊妹共被“君恩”，“各赐造新第”，“竞豪奢，夸土木”（《疑忏》）。安禄山因轻敌而致兵败，按律当斩，但由于给杨国忠送了厚礼，杨便授意兵部为之开脱（《贿权》）。后来，安禄山飞扬跋扈，公然与杨分庭抗礼，玄宗便以“将相不和，难以同朝共理”为由，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史，拥兵自重，贻为大患（《权哄》）。为了能让杨贵妃吃到新鲜荔枝，玄宗命涪州、海南两道岁岁进贡，送荔枝的使臣一路飞马，庄稼被踏烂，路人被踩死（《进果》）。“安史”乱起，他惊恐万状，仓惶西逃，但所虑者，不是京城沦陷、社稷倾覆、生灵涂炭，而是“累她玉貌花容驱驰道路”（《惊变》）。在马嵬坡，众军发出“不杀贵妃，誓不扈驾”的呐喊，可他却“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意舍香弃玉、忍疼割爱（《埋玉》）等等：《长生殿》塑造了一个见事不明、用人失察、贪情误国的唐明皇，也画出了一个走下坡路的腐败王朝。 《桃花扇》从三个方面印证着南明小朝廷绝无“中兴”之望：权奸当道，携私废公；良臣见弃，孤掌难鸣；皇帝昏聩，一味声色。马士英以迎立福王之功，专擅朝政，与臭名昭著的阮大铖狼狈为奸，火中取栗（“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在战略上奉行“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的反动方针，调兵布将，专防左良玉，北面江防空虚，给清兵留下广阔的南侵大道。而作为南京门户的江北四镇的主将们，则是“国仇犹可恕，私恨最难消”，“一个眼睁睁同室操戈盾，一个怒冲冲平地起波涛，没见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闹，笑中兴封了一伙小儿曹。”（《争位》）那么，作为当时的“中兴之主”又是何等模样呢？在《选优》一场戏中，阮大铖问他何以“慵游倦耍”？这位皇帝的回答是，一不怕“流贼南犯”，二不愁“兵弱粮少”，三不为“正宫未立”，四不为“叛臣”造逆、谋立潞王（朱常芳），而只为了“点缀太平”的《燕子笺》的“脚色尚未选定”，怕误了元宵节的演出，“故此日夜踌躇，饮膳俱减耳”。这就是驾着一叶破舟、还梦想着驶向“中兴”的“舵手”！“中兴”之谓，岂不是南其辕而北辙的痴人说梦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