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污名意识的建构过程 ——农民工子女“被歧视感”的质性研究 吴莹 研究发现，家庭、学校及参与的“手拉手”活动是农民工子女污名意识形成或弱化的重要情境因素，其一，父母的向上流动的社会动机、与城市人交往的积极经验，经济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弱化农民工子女污名意识；学校教师及员工的积极态度也有助于消除农民工子女的“被歧视感”；“手拉手”活动造成的不成功的群际接触会凸显农民工子女的污名意识，而通过完成同一的目标又可以消除群际分类，从而消解污名意识。其二，不成功的群际接触将强化农民工子女的群体分类及群际比较，从而凸显群体污名意识。其三，对自身不同身份，包括“乡巴佬”、“打工者子女”、“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手拉手活动参与者”、“城市孩子”、“农村孩子”等知觉和判断将影响污名意识的形成。其四，农民工子女作为主动的社会行动者，对外界赋予的污名群体身份并非完全接受，而是出现接受与质疑的群体内部差异。通过对弱势群体身份的质疑与解构，群体污名意识也随之被消解。 原载《青年研究》（京），2011.4.16~28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民间青年意见领袖与共青团工作互动关系研究 石国亮/朱峰 在全民网络化的时代，共青团加强自身建设，对民间青年意见领袖的引导和管理也是一项重要事务。在网络化时代，需要呼唤体制内青年意见领袖。然而体制内青年意见领袖不能人工“栽培”。青年意见领袖的产生是一种内发性的，外界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比如技术培训、话语表述的训练，但更多时候、更大程度上是需要自身在互联网上摸爬滚打，独自思考、理性思维、积累经验、积累人气、积累公信力，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产生和出现。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体制内的青年意见领袖响应民意，情系民众，给公民讲解党和政府公共治理的全部复杂性以及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促进官民良性沟通和交流。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京），2011.9.19~23 我国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建构和解码 陈殿林 我国青年亚文化风格中标举的成分不容置疑，标举是为建立认同，这是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之一。青春期最容易聚集早年尚未解决和整合的认同危机，存在着对成人承担义务的合法延缓期，易于发生认同危机或混乱。从人的存在来看，不断地寻找存在的合理性以确定自己在自然系统中的主体性位置 是人自身的一种要求。青年时期认同危机往往不能对这种惶惑做出回答，于是，一方面他们寻找认同感 ，在各种被制造了风格意义的群体内求得位置，获得同一性；另一方面，有些青年又有惶恐不安的心态，对个性的维持持有高度警惕的状态，唯恐被抹平差异而丧失群体归属感 ，所以有些青年为了突出差异，而醉心于时尚的追求，寻求归属最另类的青年亚文化群，也有的青年亚文化风格故意地离经叛道，以最隐秘的方式来吸纳成员，道理正在于此。 原载《当代青年研究》（沪），2011.8.1~7 公民社会视角下青少年生命道德观的建构 郑素娟 弘扬敬畏生命意识的传统文化。指引正确方向一直是文化的主要功能，要构建生命道德观，应该进行生命文化建设，端正文化导向，重塑文化功能。事实上，敬畏生命的理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神灵崇拜就是自然界万物的神秘性所引起的人们对生命敬畏的表达方式。同时，传统文化在人格塑造、境界完善、人性修养、价值追求等方面也具有丰富资源，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的人生哲学能使人形成多重文化性格，有利于人们自觉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原载《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济南），2011.4.1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