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1）03－0048－05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社会融入困境 截至2009年，我国外出农民工已达到14533万人，其中年龄在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有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1]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特殊的群体性特征。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弱化了对乡村的依赖性和归属感，而增强了对城市生活的憧憬。然而，限于目前城乡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性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成为既进不了城又不回了乡的“边缘人”。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像第一代农民工基于“生存理性”的目标外出打工了，而是将进城务工视为改变人生、寻求发展、实现自我的契机。开放的文化教育和城市生活的体验培养了新生代农民工浓厚的城市情结，他们希望通过融入城市生活“脱去”农村人的身份，取得城里人的认同与接纳。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自身尊严的维护与权益保护，维权意识更加明确和强烈。 然而，由于面临着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渴望融入城市却难以实现社会融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的限制，外来农民工难以实现与当地居民“平起平坐”的期望。就业方面的“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等不平等现象，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社会距离感和不平等感。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待遇普遍不高，月平均工资仅为1328元。[2]面对城市较高的消费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偏低的工资收入仅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发展性需求难以满足，自我价值实现遇到障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他们失去了基本社会安全网的保护，进而使他们产生不安全感和相对剥夺感。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发达地区社会环境的“脏、乱、差”，犯罪率居高不下。在本地人眼中，外来农民工的形象常常被贴上“高危人群”、“素质低下”等负面化标签，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难以形成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容易产生“被看不起”或“受歧视”的自卑心理以及“局外人”的过客心理，使他们不能真正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同时，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地处于一种无组织的“原子化”状态，缺乏一个合法化的组织形态，而同乡关系在外来农民工的日常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同乡关系也使外来农民工的居住区具有一定的集聚性，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浙江的“湖北村”等。外来人口的集聚性增强了同乡们的联系与沟通，但同时也使自己与当地居民隔离起来，给当地的社会管理带来了难题。由于外来人口的同乡会或老乡会是一种自发的组织形式，当地政府部门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很可能被一些不法分子所控制，进而演变为非法的“恶势力”。由于缺乏合法的社会组织形态，新生代农民工在遭遇一些不公正待遇或突发事件时难以找到一个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只能求助于老乡，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影响，从而增加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威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重要作用 以上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流入地实现社会融入，导致不愿意再回农村的他们成为漂浮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对发达地区而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为流入地的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产业工人，促进了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也不断累积和激化，如果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服务与社会管理，必将影响到发达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为了确保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快速发展，发达地区共青团组织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社会融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为依托，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持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安全阀”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认为，缺乏发泄不满情绪的途径，被剥夺感就越强，社会冲突越可能爆发。[3](P336)不满和对立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建立健全社会安全阀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社会整合和良性运行。 由于现有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局限，发达地区部分基层党团组织与政府部门未能在外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中，建立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干预机制，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或冲突难以进行有效的疏导，进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流动团支部的建立能够通过组织活动将新生代农民工组织起来，共同商讨面临的问题，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的发泄与疏导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和社会安全阀机制，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基层政府与新生代农民工上下沟通的主渠道 外来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层政府与外来农民工之间缺少一个有效的沟通桥梁和纽带。老乡会或同乡会是外出务工者重要的社会互动支持网络，在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突发事件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老乡。但是在突发事件面前，老乡们难以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有效的解决问题途径，最终往往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产生，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流动团支部的建立为当地政府与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传达信息与表达需求的信息渠道，是地方政府和外来务工青年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重要枢纽。在日常工作中，流动团支部可以将政府的相关信息传达给新生代农民工，保证政令畅通；同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态需要和意愿心声等反映给政府相关部门，为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管理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也消减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隔离感和增强其社会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