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农村流动人口呈直线式增长，流动频率和流动的城市较之以前更加灵活和频繁。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快速增长，农民工群体的构成也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在年龄方面，青年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核心，16岁至30岁的农民工占农民工群体总人数的61.6％；在性别方面，男女农民工比例为65.1∶34.9，较之以前女性农民工的数量开始增加（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①。 面对城市融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则表现出更多的迫切性，并且他们在精神文化生活、知识技能、住房保障、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诉求。然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农民工面对这些诉求产生的问题则更加突出，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面对社会排斥、职业分离、思想“污名化”等方面的压力时，相比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弱势处境尤为严重，即在城市融入进程中女性农民工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但从性别角度看，富士康近年来发生的悲剧事件中，男女农民工的比例为12∶5，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因过大压力而导致的过激行为却明显少于男性，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这一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旨在通过微观数据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入手，以其心理压力为研究视角，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是否真正存在“心理压力过大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反而更适应城市”这一悖论，并通过回归分析对该悖论做出进一步的机制解释。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间性别差异及其心理压力等若干思考。 二、文献综述 纵观已有研究，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1984年，张雨林教授将非农忙时期选择到附近乡镇企业做工的农村劳动力称之为“农民工”，此后学术界普遍使用农民工这个概念来研究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京华时报，2008）②。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王丽霞，2010；成艾华、姚上海，2005；刘传江、程建林，2007）。经过调查研究，王春光（2001）从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的角度来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而率先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王春光，2001）。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学者各持己见，为了更全面地概括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结合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课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指年龄在16到34周岁，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城市且户籍留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动机和社会特征较之第一代农民工呈现显著变化的青年农民工③。 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过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王春光（2010）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中存在着三种张力，如果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徘徊在这种张力的漩涡中，将会带来更大的结构性张力即‘半城化’的问题”（王春光，2010:8）。李爱芹（2009）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还存在着“身份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和“心理认同危机”等社会认同危机性问题（李爱芹，2009）。邱利（2010）认为青年农民工虽然作为文化公民的组成部分，但并没有获得合法的、正当的文化公民身份，在城市生活中主动排斥与被动排斥的双向因素，减少了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邱利，2010）。何雪松等（2006）通过对上海市195名青年农民工调查发现，他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保障等层面压力比较明显，且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何雪松等，2006）。廖传景（2010）认为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与社交回避及苦恼高度正相关，与社会支持高度负相关，并在对温州市408名城市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实证研究中发现，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廖传景，2010）。 “性别差异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被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安·奥克利认为性别分工并不是由男女生物学上的差别决定的自然体，而是社会有意造成的性别不对等的社会规范”（林红，2004:118）。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普遍性和规模性，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比例也逐渐上升，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农民工性别差异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程名望、史清华（2006）分别在2000年、2004年和2005年共对1423名农民工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男女农民工在进城阻力和进城务工成本等方面存在同一性，但也表现出一些差异，相比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处于弱势处境更加突出，承担着更大的风险性（程名望、史清华，2006）。沈渝（2010）认为进城女性农民工比例有所上升，且其经济社会地位和社会期待有所提高，但由于受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女性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仍然是弱势群体（沈渝，2010）。王峥（2008）通过对山东济南、青岛、临沂和聊城四城市制造业青年农民工调查研究发现，虽然不同性别的青年农民工在就业年龄、职业技能、收入水平和劳动保障方面存在差异，但相比之下女性青年农民工处于更加弱势地位（王峥，2008）。 “托马斯·霍姆斯等（1967）认为任何形式的生活环境的变化都需要调整机体的应激资源去做新的适应，由此在心理上便产生了压力”（转自李鑫，2008:317）。新生代农民工由乡村迁移到城市，在生活、文化习俗、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都由原来的熟悉变成陌生，加之融入城市过程中遭受到的社会排斥，导致他们在认知、情绪及行为反应等心理发生变化，做出新的调式（Jon K.Maner et al.,2007:42－55; Leary et al.,2004:14－28）。因此，在城市适应过程中其心理压力不言而喻（徐丹，2008）。而相关研究又进一步表明，女性职业人群的工作压力大于男性（尚莉等，2008）。那么面临不同大小压力的男女其应对方式又如何呢？张炼、张进辅等（2003）认为，由于生理上的差别男女在面对压力时行为反应方式存在差异性（张炼、张进辅，2003）。孙朝阳（2009）认为女性青年农民工对城市生活融入的愿望比较强烈，面对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压力和挑战在行为上更体现出主动性转变角色，提高自身竞争力，适应城市生活（孙朝阳，2009）。廖传景（2010）在《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性影响与保护因素》中将性别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比较检验研究得出女性的恐怖心理高于男性，说明了女性青年农民工对工作环境、生活稳定性和安全感有更高的诉求和需要，而男性青年农民工其偏执心理显著高于女性，不容易与群体其他成员融合（廖传景，2010）。从侧面可以体现出，在城市适应方面女性青年农民工相对更易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倾诉和求助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