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哲学史和美学史中，魏晋时代是人的发现和文的自觉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人的发现是从对人的存在困境的深刻思索开始的，而对人的存在困境的深刻思索的最主要最深刻的内容即是对死亡的观照和冥思。死亡意识——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焦虑——在魏晋时代的勃兴是这个时代宏大的人文景观。对死亡的冥思极大地丰富和滋养了这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死的观念和对死的恐惧比任何时候都更剧烈地折磨着这个时代的人的灵魂；死亡意识是这个时代的人各种人文活动的原动力，这些活动多半是为了逃避死的与生俱来的宿命，以此反抗死亡。唯其如此，魏晋时代的人揭开了一向被人遮蔽的死亡意识的光，使人的存在走向敞开、澄明的境界。本论纲的目的在于揭示死亡意识在魏晋时代的勃兴和式微，以及死亡意识作为原动力对魏晋风度这种包含着丰富的审美意识、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名士风度的潜在影响。 二、死亡意识的觉醒 死亡，是对人的个体存在的否定，是唯一可以和存在相提并论的话题。正如今道友信所说：“思索存在的人，而且思索人的人，不能不思索死。”[①]死亡意识，正是指潜在于个体的生命意识底层，从生命本身出发的对死亡的恐惧及由之引发的对生的焦虑。人作为有意志的能思考的动物，可以说，死亡意识或隐或显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人的心灵，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人意识到死亡时，是直面死亡在死中求生，还是用虚幻的不切实际的方法来掩盖死亡所带来的恐惧。先秦、西汉和东汉前期的生死观与东汉后期、魏晋的生死观的分野就在于此。 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和战国时期代表南方文化的屈原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涉及了生死观。儒家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②]“朝闻道，夕死可矣”，[③]“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④]“善死守道”。[⑤]可见，儒家重视人的社会存在和现世存在，认为道德仁义远较个体生命重要，思考现世生活远较思考死亡重要，对死亡采取的是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忽略了个体生命面对死亡时所应有的态度。这样，儒家所提倡的这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生活准则和在这种生活准则指导下形成的功利主义生死观，[⑥]就将个体的人湮没在被纲常规范的伦理系统中，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 与儒家对死亡的视而不见不同，道家的庄子对死亡则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死生亦大矣。”[⑦]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谈特谈死，他意识到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可以说，死亡焦虑隐含在庄子人生哲学的底层，死与生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然而，庄子创立了“至人”、“真人”、“圣人”、“神人”的“游”的境界来作为他的人生理想，最终用虚幻的理想境界掩盖了现实人生的苦难，也掩盖了他对死亡的恐惧感。[⑧]所以庄子又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⑨]“生死存亡为一体”，[⑩]“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11)]“死生，命也”，[(12)]在这里，他以自然天命作为生死的本体，主张将个体的人完全返回到自然状态，让人在混沌的世界中听从天命，取消生死差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反过来掩盖了他哲学中死亡意识的光芒。 战国时期，受了南方巫术文化影响的屈原在《离骚》中抒发了他处在生死之间的矛盾心情：“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从以上这些诗句中，我们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对自己“老冉冉其将至兮”的生命悲观，但也无可否认，他对生与死的叹息还是建立在“恐修名之不立”的基础上的，这源自于他“廉贞”的忠君爱民的思想，与儒家的功利主义生死观有不谋而合之处。 到了西汉，经过统治阶级改造的儒家思想一统天下，成为权威思想，士大夫将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真理和实现济苍生扶社稷的社会理想作为人的价值的最高实现，从而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也是儒家那种视而不见的风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前期。而到了东汉末年，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旷日持久，自然灾害也频繁出现，社会趋向无休止的动荡、混乱和分裂，而权威的儒家思想也随之转向衰落，陷入危机重重的局面。这时，旧的价值和权威面临全面的怀疑和挑战，人们心目中，虚幻的群体社会破灭了，专制制度的岌岌可危和统治阶级腐败而又狰狞的面目令士大夫寒心，在劫难中余生的他们便只能转向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现实存在。这时，他们发现了死亡，发现了死亡对个体存在否定性的无可置疑的力量。从大致可判定为东汉末年的作品的《古诗十九首》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死亡意识的滥觞了。这些诗里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些诗句都是对人生易逝、时序如流的感伤，大有惶惶不可终日，如恐不及的忧虑。这些无名氏诗人已经开始立足于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直面生命的短暂从而抒发面对死亡难以抑制的悲伤。 时至魏晋，旧的虚幻的群体社会彻底解体了，昔日士大夫们赖以生存的儒家权威思想全面崩溃了。而社会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混乱中，瘟疫、洪水等自然灾害频繁不断，更不要说豪强士族争权夺利的连年征战了，它们造成了频繁而又规模宏大的死亡，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13)]就这样，整个社会都被投入到生死线的煎熬、挣扎上，死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人忧心忡忡！因此，不管是在文学艺术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浓厚的死亡意识笼罩着这一个时代。魏晋时代的人对死的恐惧和由之引发的对生的焦虑的感受所达到的深刻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诗中，诗人说“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14)]“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15)]“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16)]“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17)]“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18)]上自王侯显贵，下至隐士贫民，魏晋时代多少诗人将生命比作朝露、比作暮春草，看作飘忽的轻烟，他们的内心充满着对时光易逝和生命飘忽的无限感慨。死亡是令他们感到恐惧和哀伤的幽魂，驱之不散。一代书圣王羲之面对匆匆流逝的生命也感慨万千：“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19)]他在生命流向死亡过程的片刻欢愉中凝望兰亭游宴，那“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山水愉悦又怎能消解刻骨铭心的死生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