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1）02－0123－06 汶川大地震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给灾区幸存者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心理创伤，特别是对处于成熟前可塑期的青少年而言，创伤更容易形成终生的心理阴影。通过CBCL量表对灾区400名10～13岁儿童的调查发现：汶川地震灾区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高达38.2％[1]。另外的研究也发现44.3％的学生存在精神失调问题，28.6％的学生达到中等和重度抑郁水平[2]。虽然我们发现部分青少年最终可能形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但还有许多青少年会随着时间推移无需治疗而逐渐恢复，甚至因为与灾难对抗的勇气和智慧而更加快速成长，形成“废墟里盛开的奇葩”。本文希望通过对复原力研究的简单综述，分析复原力在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中的意义和影响因素，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一、复原力的相关研究 随着后现代思维的发展，医学和心理治疗模式逐渐突破了对个体进行病理分析的传统，而更强调发现个体正向的、积极的能力和特质因素，发掘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能量。197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Anthony在对24名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进行追踪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三分之二的孩子都得以健康成长。因此，他把这些儿童称之为“适应良好的儿童”（invulnerable child）[3]。随后又有许多研究开始探讨为什么有的儿童和青少年暴露在高危（at risk）环境中却能有良好的适应，并将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压力情景称为危机状态（risk status），称其影响因素为危机因子（risk factors）。研究的主题逐渐聚焦于应对危机因子的个体差异性特质和条件，包括抗压能力（stress resistant）、保护因子（protective factor）以及保护机制（protective mechanism）等。后来，研究者们用复原力来表示个体面临压力事件是恢复的过程和能力，并将之看作是一个动态的、交互的过程[4]。 复原力的含义经历过以良好适应（invulnerability）、应对（coping）和抗压力（stress resistance）表示的早期研究阶段[5]，后来则以“特质论”和“过程论”来进行归纳。其中，特质论强调个体心理特征在对抗危机状态中的意义，将复原力视为相对静止稳定的调适能力和健康心态；而过程论则更强调个体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关系，认为复原力是一种动力过程[6]。虽然Masten等提出复原力是调节压力、高危情境与消极结果之间关系的保护因子或保护过程，但目前还是倾向于用自我复原力（ego-resiliency）一词表示个体所拥有的个体特质，包括自我、人格和认知因素；用复原力（resiliency）表示个体所拥有的个人资源，包括自我复原力以及社会资源；而复原（resilience）则用于描述成功克服灾难的过程。如今，学界将复原力的本质认定为是一种保护因子，即是那些与危险因素相互作用以降低消极结果可能性的要素，这些要素就包括了个人特质、家庭资源以及社会支持系统[7]。Barbara则通过“概念结构太极图”强调复原力的个体生理和心理因素、家庭内外部因素等和谐流动的结构，及其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和相对平衡关系[8]。Polk总结确认了16个复原力相关的要素，将之分为四类：（1）性格类型，包括身体和心理特征，如智力、自尊、自信和自我效能；（2）关系类型，包括获得社会支持的社交技巧、自觉服从社会规范等；（3）哲学类型，包括有意义的人生体验和目标感等；（4）环境类型，包括应对策略、认知策略、问题解决策略和目标管理策略等[9]。 对于不同的复原力因子如何共同发生作用，Gamezy等提出复原力的三种机制模型[10]：免疫模型（Immunity Model）将复原力视为一种类似注射的预防疫苗，个体通过这种过去正向的学习经验来对高危状态产生抗体；挑战模型（Challenge Model）强调个体在高危状态中所产生的挑战意识提高了其应对困难的能力；补偿模型（Compensation Model）认为危机状态在带给个体一定危险的同时，也孕育另外发展的机会，保证个体对困难的成功应对。J.Patterson于1988年提出家庭调整和适应反应模型（FAAR Model）来描述家庭复原力的作用机制，认为家庭复原是基于家庭信念，在家庭面临的压力和家庭能力之间不断平衡以保持家庭功能的良好发挥，并对家庭信念和家庭能力进行了具体操作化[11]。台湾学者萧文对“九二一”地震中受创家庭在灾后二年的复原力变化的研究也对此进行了验证。James P.C.在研究高危情境下非裔美国青少年学业表现的个体差异时提出综合模型，强调人际环境、自我信念系统、行为模式和结果呈现之间的互动和循环关系，认为环境虽然影响了个体，但是必须通过个体的自我信念系统发生作用；相反地，个体也会通过自我信念系统来反作用于环境，由此形成一个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12]。 综上所述，当青少年面临各种危机事件的时候，除了会遭受身心创伤外，同时也会激发内外的复原力因素，以成功地应对环境的变迁。可见，复原力是一种动态的学习循环，让个体所遭遇的问题和灾难不仅仅是一种考验，更是一种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二、复原力在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中的角色与功能 有研究表明，那些遭遇非常贫穷、酗酒、药物滥用、虐待、问题家庭的青少年，由于自身的复原力作用，大约有50％至70％在成年后不仅在社会上获得成就，并且表现得较为自信、较为有能力与爱心[13]。另外张姝玥等的研究也发现复原力中的积极认知和信任两个维度对降低学生创伤后应激反应有比较大的作用，其中的社会支持维度能够缓冲亲人遇难带来的负向影响[14]。萧文的研究也指出，就“九二一”地震的个案而言，所谓心理重建不只是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更需要在现有的个体心理空间中协助建构健康的复原力，才能使个体再度出现自尊与自我效能[15]。可见，复原力在地震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中发挥着重要意义。 首先，复原力能够直接降低灾后青少年的PTSD。Tugade和Fredrickson通过实验证明高复原力青少年能够在应激情境中发现积极的意义，并且善于运用积极情感使自己从消极经历中恢复[16]。张姝玥等的研究也发现积极认知能够降低闯入和警觉的症状，说明如果个体能够看到地震的正面意义，在困境中仍然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认为困境终会过去，那么在脑海中就不会经常闪现那些可怕的场景，做噩梦的频率也会降低，同时个体能够较容易入睡和集中注意力，也不会过度戒备和警觉。其他相关的研究也证明，高复原力的个体知觉能感到更少的压力和痛苦，并表现出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14]。其次，复原力能够积极提升灾后青少年的自尊。高复原力的青少年面对灾难的过程中，容易激发自我觉知和自我掌控力，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环境而不被压制，并能孕育出积极抵抗压力的能力，形成一种高自尊的状态。而高自尊以及高自我掌控的人能够以积极的眼光面对问题，清楚地认知自己的优势与限制，并发展出乐观的性格、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以及积极的应对问题的方式，从而避免了以逃避的方式来加剧忧虑、焦虑和较低自我满意度[17]。再次，复原力能够有效发展灾后青少年的应对技巧和能力。具有复原力的青少年在面对外来压力事件时，会倾向忍受、或最小化外在客观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低焦虑的情境中发展出觉察与表现的能力，开展正向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以有希望、正向的思考模式去看待事情，采取寻找信息或忠告、积极行动以及接受社会支持等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去面对危机事件。这可以有效避免青少年在遭遇重大灾难后一味期待奇迹出现的宿命论、逃避心理以及内在压抑等现象的发生，而促使他们能够借助美好的希望重新开始，继续向前。最后，复原力能够促进灾后青少年社交互动并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复原力所带来的自尊及对自我的掌控力，能够促进灾后青少年更多地投入社会交往，满足其在同辈中的归属感需求，降低暴露在焦虑、忧虑方面的几率。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频繁，可以让灾后青少年获得更多的来自家人、朋友、救助机构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物质支持与精神陪伴，并让他们在社会互动中更多体味到自身的重要性与使命感，从而促进更大范围内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