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青年一代的快速成长，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受到空前的关注。对我国当代青年群体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向学术化和规范化，其关注的视野也逐渐从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价值观领域向青年群体的社会化、与前辈人的代际问题、青年的角色扮演和角色互动等方面拓展。对当代青年群体的评价已经逐渐突破过去成人经验建构的刻板印象，而从个体生命历程发展、代际认同的角度对其加以客观地分析。但是，大多数已有研究在内容上的共性仍旧是，针对当代青年群体目前的发展状况做出分析和评价，缺乏对青年未来发展可能性和个体能动性的预测和把握。任何决定的制定都要经过认知、设计、选择和执行四个阶段。个体对将要决策的对象加以认知，并对可能执行的方案进行多种设计，选择最好的方案加以执行。在设计和选择阶段，人们做出的评价判断不仅依赖于已经发生的情况，更要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些对未来状况的预测就是未来观(J.Mau，1967:12)。法国未来学创始人儒弗内尔(De Jouvenel)指出，我们用行动塑造未来，而行动又取决于我们的未来观，后者是至关重要的(J.Mau，1967:12)。任何个体和组织的当前行为与他们所持有的未来观密不可分。当代青年群体眼中的未来世界究竟如何？他们对承担未来责任的信心和能力的自我评价如何？他们获取未来相关信息的渠道如何？他们的未来观对他们现今的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如何？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和发展。 一、已有相关研究 西方对青年未来观的研究得益于未来学的发展。从上20世纪50年代起未来学开始在西方广泛传播，以托夫勒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未来社会进行的预测和描述推动了未来学研究的浪潮迭起。1980年托夫勒(Alvin Toffler)出版了《第三次浪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技术和社会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并对这些变化可能形成的未来局面做了概括性描述。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该书的副标题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其中第一个方向就是“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著名学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论述了网络技术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教育方式和娱乐方式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马克·佩恩(Mark J.Penn)和E·金尼·扎莱纳(E.Kinney Zalesne)的《小趋势》更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藏力量。 随着未来学的整体发展，未来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亦被应用于青年未来观的研究。《未来学》(Futures)和《未来学家》(Futurist)等期刊上每年刊登大量有关青年未来观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对青年眼中未来世界的图像进行统计分析，探究了青年对未来世界的态度、看法和可能的行动标准，对于如何引导青年形成积极的未来观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其中，青年未来观中流露出的悲观主义情绪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贝尔观察发现，许多年轻人看不到他们面前的未来可能性和未来幸福(W.Bell，1998:333)。希克斯和霍尔登的研究发现，青年担心未来的战争，环境污染，贫穷(D.Hicks，1996:1-13)。鲁宾的研究也指出，芬兰11-22岁的青少年常常持有破坏性的未来观，例如环境恶化、移民和难民人数的飞速增长，森林湖泊的污染等(A.Rubin，1998:146)。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对未来持消极图景的人可能更缺乏处理当前问题的能力。在青年社会学研究领域，帕罗尼倡导关注社会的结构因素对青年一代行动和选择时的价值观和偏好的影响。在他看来，首先，青年人所持有的未来观是树立未来生活目标和计划的手段。青年眼中的未来图景对自我认同、动机和应对能力的形成很重要。其次，未来观部分由社会所决定和传递。因此个体所持有的未来观的形成也取决于个体的历史、经历、知识水平和创造力，这些内容很大部分是被社会共享的(Puuronen，1995:11)。 二、研究青年未来观的出发点 尽管青年建构未来观是个体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取决于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和偏好。社会的转型、信息社会的来临，使当代青年所面对的社会和以往大不相同，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对未来的描述和期盼反映了他们的压力和彷徨。研究青年未来观的出发点在于： （一）青年未来观植根于青年对社会现实的感知 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社会学家通常选择用“社会转型”这个概念来描述其巨大变化。这一阶段也是中国社会结构朝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型最为迅速的时期，具体而言，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其一、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次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其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这次社会转型的政治目标，是“借着市场经济这一迄今为止被视为合理而有效的社会组织方式，建构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体系”（晏辉，1998:58-66）；其三、社会结构转型是这次社会转型的客观结果。所有制结构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产业的发展正在从量的增长转向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的加速正在日益强烈冲击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民内部高度同质化、均等化的格局已被打破，社会中心的社会利益集团逐步形成，等等（张琢，2000:1-9）。过去三十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中实现了每年平均9.8%的高速经济增长，从一个封闭贫穷的国家跃进为世界贸易大国，2010年GDP的规模首次跃升为世界第二位。这不仅意味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还意味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结构、社会体制、利益格局和思维观念等的转变，为青年成长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契机。首先，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青年成长创造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和开明的舆论。最根本性的表现是社会成员普遍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传统群体伦理、权力本位与身份本位压抑下的个体主体性，在社会转型期得以解放出来。这必然带来青年主体权利意识的增强，要求确认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次，产业结构的升级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扩招，进而带动了教育结构的升级，为青年实现高层次的自我提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