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的人力资本与桥梁社会资本:从婚姻的中介作用谈起

作 者:

作者简介:
邹宇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资本、人口流动、家庭和社会保障。

原文出处:
青年探索

内容提要:

针对城市青年适应性问题,有必要分析城市青年的人力资本是如何影响桥梁社会资本的,并研究婚姻可能会对此产生的影响。分析发现,青年的桥梁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是完全通过人力资本发生的;尤为重要的是,婚姻在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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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1)01-0052-08

      一、问题提出

      作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城市青年一直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关注对象。由于处于生命历程里变化较大的阶段,从学校走入社会、从个体走入家庭、从单纯的社会关系转入复杂的社会关系等等一系列青年人所必需面对的转变都非常值得研究。而这些转变中,实际上隐含着一条重要的资本转化链条:青年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如何影响他们在日常生活和行为中可获得和动员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换句话说,逐步走入社会的青年个体,由于刚刚完成(或还在接受)学校教育、岗位技能培训而拥有相对较多的人力资本,但同时因为社会网络的单薄而欠缺相应社会资本,他们的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并促进社会资本的构建则成为他们社会适应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青年人走入社会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再仅限于和家人、好朋友、亲属之间的纽带式联系,可能需要通过接触各式各样的非亲密、与自己存在很大差异的“他者”或不熟悉的组织——在这种桥梁式的社会网络中,青年人才能实现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

      然而,受科尔曼(1988)研究的影响,当前研究较多关注社会资本如何促进人力资本的生成,有关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尤其是青年的人力资本如何影响他们的桥梁社会资本的机制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此外,婚姻作为两个单独个体的法律组合,是否在青年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中起到特殊作用,也值得研究,本文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婚姻在城市青年的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二、理论背景

      (一)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一词最早是由舒尔茨和贝克尔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他们认为“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职业训练、移民等方面的投入本身都是一种有意识的投资行为,这些投资最终形成人力资本”(赵延东,风笑天,2000)。人力资本能给行动者带来相应的收益,但不同于社会资本的是:它的行动者即是它的所有者。因此,可以有理由认为,在已有条件下,行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源优势会影响自身社会网络的建构并影响对网络中社会资源的获得。不同于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本研究参照谢宇和韩怡梅于2002年设计的人力资源模型,强调不仅仅教育和工作年限是主要考察指标,党员身份也应该被包括在内。在中国,党员身份作为可投资的个人资源可以为个体带来价值增值的回报(Walder,1990; Lin,2001)。可以说,综合考察教育、工作年限、党员身份等指标才能较全面了解中国城市青年个体的人力资本情况。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相同水平的教育、工作年限、党员身份也可能因为性别的不同而给个体带来不同的收益,比如,在中国,同等教育水平下、工作经历和党员身份,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0.8%(谢宇,韩怡梅,2002)。因此本研究也会相应考察性别的影响作用,假设同等人力资本情况下(同等教育、同等工作年限、党员),女性的社会资本水平低于男性。

      社会资本在行动者维持日常生活以及获取新资源、实现新目标的行为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Putnam,2000)。虽然有关它的研究存在概念和测量方法的分歧,相当多的学者(Lin,2001; Flap and Volker,2004; Bian,2008)认同,作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非自有资源,社会资本不归行动者所有,而是蕴涵在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中。通过日常与社会网络中“他者”的互动行为,行动者维持着对原有社会资源、或/并投资对新的社会资源的可获得性(accessible)和可动员性(mobilized)。因此,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Lin,2001):1.什么因素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生成;2.行动者如何维持和投资何种社会网络以获得哪些社会资源;3.运用这些社会资本最终能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促成什么样的行动,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亦即社会资本的投资(investment)和回报(return)。但以Coleman(1988)为代表,当前学者较多关注社会资本的回报,更多地强调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比如,社会资本对教育的促进作用。有关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研究虽然也有,但一般是对一个或两个人力资本指标的关注,系统地把以上提及指标整合在一起的研究还需要加强。

      比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党员身份等被发现会影响个体的社会资本获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具有越多的社会资本(Gesthuizen et al,2008);工作经历较长的女性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Yetim,2008);党员身份使得行动个体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Lin,2001)。有的学者还从微观个体的角度提出了性别差异会影响社会资本的获得(Burt,1998; Lin,Ao,and Song,2008; Erickson,2004),因而提出性别化社会资本(gendering social capital)。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和社交范围,性别作为个体特征使得个体构建社会网络的能力以及他们所能够构建的社会网络的特征存在不同,进而使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源产生差异。这些研究都有助于了解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但因很少有研究综合考察这些指标而研究结论难免出现“忽略变量偏误”,即模型忽略了应该考察而没有考察的指标时很可能会得到有偏差的研究结论(谢宇,2010)。

      作为结果变量,本研究考察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桥梁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且能够被行动者获得和动员的资源。根据其嵌入的社会网络的特征,社会资本可以分成纽带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梁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前者主要指嵌入在由亲密朋友、家人、亲戚以及其他与行动者特征相似、交往紧密、感情亲近、互动及互惠频繁的他者所组成的“强关系”里,这种关系被称为纽带式社会网络;而后者恰相反,嵌入的社会网络的构成者与行动者之间是“弱关系”,这种关系起到桥梁式的作用,为网络构成的节点之间提供新鲜的、相异的、不重复的信息和资源。两者并非零和关系(Putnam,2008),行动者可同时拥有它们,在不同情境下或不同行为中求助不同的社会资本。对处于青年阶段的行动者,社会网络中转变最大的部分是桥梁式社会网络。因此,本研究重点考察青年人的桥梁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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