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青年”观念的形成与展开

——以近代日本青年主义发展的过程为例

作 者:
吴端 

作者简介:
作者单位 日本将来世代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
当代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青年与青年运动既伴随着近代社会的进程而诞生,同时也是作为近代社会的对立、对抗的一方而存在。“青年”理念的产生并不是一个由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孤立现象,或者是政治运动的权宜之计,而是近代化过程中一种新型思想的诞生,是一种以“青年”理念为核心的概念群的产生。这类概念体系在充满着形形色色“主义”的19世纪可以被称之为“青年主义”。到了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知识界、舆论界将近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进行了翻译与再创造。构筑了汉语范围内有关“青年”话语的原生系统。自此,“青年”作为一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贯穿整个20世纪,并且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进程。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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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430 文献标识码:A

      一、近代日本社会对“青年”的认识

      “青年”与青年期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青年期作为一个人类代际周期循环的生命现象与社会现象,属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领域,而“青年”则作为一种不可重复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现象,作为人的一种未完成的理想形象,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从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就已经出现了青年的觉醒和新青年运动,在东亚区域的近代史上,日本最早形成了“青年”思想和“青年”主义的意识形态。

      19世纪前期,在日本的通俗文学《当世说美少年录》、《南总里见八犬传》中已经出现“青年”一词,并且运用了其他汉语名词来描述年轻人的形象。如“壮佼”、“弱冠”、“壮者”、“少壮”、“年少”、“后生”、“青年儿”,还有“青年”等名词塑造年轻人的形象,用“恶少年”、“凡庸的少年”、“稀有的少年”来叙述年轻人的多样性。在近代以前的日本社会里,“少年”一词是人的俊美和力量的象征,并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差异,具有一种两性皆备的美学形象。

      直到1880年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开始使用“青年”一词起,“青年”的概念才开始具备近代史上的意义。但是当时日本社会上“青年”一词并没有成为流行语,在1878年前后,大多还是使用“少年”、“少年壮士”等词汇来表述青年现象。直到1885年,年仅22岁的日本文学评论家德富苏峰(1863-1957)所书《第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一文,才真正确定了“青年”一词的意义,将“青年”从年轻人(若者)中分离出来,赋予了时代新人的价值和意义。德富苏峰认为,“青年”是一种自立自为的人。他的用语是所谓“泰西自活之人”,即只有能够开创自我人生的人,具备西方(泰西)近代思想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之为“青年”。“青年”是将儿童时期学习到的知识和行动规范从客体化转为主体化,变为自己的固有人格与改变未来的实践。“青年”化被称之为面向“知识世界的第二次革命”。

      两年后,同书改名为《新日本之青年》(1887)再版,发行数十万册,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此后,“青年”“青春”等称谓如同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如同燎原之火点燃了整个前近代的日本列岛。至此,“青年”“青春”成为日本社会规范的常用名词。20世纪初叶,夏目漱石的《三四郎》、森鸥外的《青年》、小栗风叶的《青春》等小说都是当时著名的青年文学。青年协会发行的杂志《青年思海》(1888)中有一篇文章描述了当时的“青年”潮流:“青年,又是青年。论坛上到处是青年论,纸上处处在论青年。”① 那些被社会上称之为青年作家、青年评论家的如夏目漱石等大多在三十岁左右。如果在20世纪末这样的年龄当然可以被看做为青年,而在19世纪末按照一般的常识,三十岁左右早已经步入中年了。因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的平均年龄才只达到55岁②。但在当时,这些文学家都被称之为“青年”。

      以《武士道——日本之魂》一书而闻名于世的新渡户稻造(1862-1933)在1911年《修养》③ 一文中称还不能对“青年”一词下定义。他认为,“青年”一词只是一种对人的性格的反映,如表现人的热情洋溢形象的被称为“赤年”,表现人的洁白纯净形象的被称为“白年”一样,“青年”的称谓是表现一种人的希望、勇气、奋勇向前的可能性与雄心壮志,以及年轻人所具有的直率性与柔软性。“青年”的称谓是一种西方文化中的人的理想模式,并不是指特定年龄阶段上的人。

      在19世纪末,受过启蒙教育的年轻人被称之为“青年”。日本近代青年组织的创始人山本泷之助(1873-1931)在1900年写了《设立日本青年会之提案》一文,首先在《日本》杂志的读者群中成立了日本青年会。当时日本的中学数量很少,大多数的年轻人通过演讲会、幻灯会、读书会等方式研讨思想与主张。出版有《青年思海》、《少年子》等全国性的杂志。主张“疏通天下青年之气脉,坚定天下青年之团结,涵养天下青年之智慧,发扬天下青年之元气。结合不同主义、不同成分、不同职业的青年,组成有明治时代特征的纯粹的青年团体”。④ 团体结社都冠以“青年会”、“少年会”,机关杂志都以“青年”、“少年”为标题。明治时期的著名作家三宅雪岭在《青年》一文中描述当时的景象:“青年又青年,处处在流行‘青年’一语。几年前还只有基督教的团体在使用青年会的名称,现如今一发而不可收。从贵族到学生,从商人到僧侣,各地各处的团体协会都冠以‘青年’二字,以至于不可胜数,堪为时代之奇观。”⑤

      1890年日本的青年组织“文从会”开始发行名为《青年社会》的杂志。在发行词中写道:创刊《青年社会》杂志的目的是为了促生青年社会。杂志是青年的现象,是青年的代表,是青年社会的象征。⑥ 非常明确地肯定了“青年”存在的必然性,以及青年社会的独立性。同一时间段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东方在呼唤着‘青年’,西方在呼唤着‘青年’,呼唤着有所作为的青年。这是天的声音,是地的声音,东南西北中都回响着对我们青年人期待的呼唤。啊,青年,啊,大所作为的青年。今天的日本在等待着我们青年去奋斗,日本社会等待着我们青年去改造,这是何等壮丽的充满希望的前景啊。旧日本渐渐远去,我们将迎来新日本的时代;在旧时代的老人们睡入梦乡之际,正是我们青年人奋而崛起,取而代之的大好的时机。”⑦ 今天读来仍然能使人热血沸腾,振奋不已。

      在近现代的国际社会里,一个国家在外交与军事上的成功与失败与青年群体的觉悟程度和准备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120年前是这样。现在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从1894年甲午战争的事例可以看出,清王朝的衰落并不仅仅是北洋舰队在海战中的失利或割地赔款,并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鉴于两国年青人对历史使命感上的差距,胜负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被历史所预定了。当中国的年轻人还停留在“年轻人”的认识层面时,日本的年轻人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过渡到了“青年”的思想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史上一个国家青年的觉悟程度决定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大地上,有这样对青年历史使命认识、对国家的希望与责任感的文章与呐喊,要到21年后五四运动前夕的1915年9月《新青年》诞生时方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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