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780（2010）05－0033－06 1998年坊间出版了一本名为《N世代：主导21世纪数位生活的新族群》的书籍，迅即被《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及不同的学者高度赞誉。作者指出一个主导21世纪数字生活的新族群已形成，名为网络世代（Net Generation）。网络世代是在数字媒体环绕下成长的一代，他们认为网络及数码媒体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目前数百万新使用者加入成为网络世界的一员，通过不同形式的网上活动扩展他们的生活领域。 无边界的互联网，使过去人们使用单向传播式（broadcast）的电视媒体，转变为使用交互式（interactive）的数字媒体，让人能配合自己的需要去获取知识。这个转变导致网络世代脱离只是担当观赏者或倾听者的角色，成为可自主地产生个人独特经验的信息使用者。个人的主体性加强，他们更有自主权地拼凑配合自己喜好的信息片段，信息内涵的虚拟特性并不构成减弱他们上网的动机，他们反而增强了从与互联网的互动中满足个人好奇心及情感需要的追求。 除了数码及网络信息的高速发展，网络世代花在上网行为上的时间也同步增加，参与在线游戏、实时通讯、网上日志、拍卖、购物、网上赌博、BT及非法档案下载等活动。关注儿童及青少年发展的家长、教师、社工或其他人士是否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网际上毫无拘束的漫游，是否会诱使那些心智、性格脆弱或容易受伤的人产生不自觉的问题、脱离真实的人际世界呢？2009年12月，在互联网社交网站。Facebook上发现有一个名为“我要练习自杀”的群体，这为关心青少年网上行为的社会人士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信号。 青少年网上行为给辅导人员带来了很多与传统辅导模式有所不同的冲击，也带来了很多辅导上令人棘手的问题，包括：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网络情爱、网络上瘾、网络孤立、网络欺凌，甚至香港近日出现的网络上集体自杀等问题，每个问题都让辅导人员感到陌生与困惑。事实上，辅导人员可采取两种方式来加以响应，被动的方式是增加对网络问题的了解以备工作上不时之需，主动的方式是进入网络世界以提供对青少年上网者的服务。 本文将尝试以香港近日炽热的网上青少年自杀群体问题现象作探讨，通过分析传统辅导介入手法、策略以及局限性，并对网上辅导的发展方向及思路提出一定建议。 一、自杀的传染性 国际防止自杀协会与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9月10日定为“世界防止自杀日”，致力于防止自杀。根据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2008年的调查，从2270名学生身上收集到的数据发现，有24.5％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里有想过自杀，较5年前同样研究所得的20.9％稍高（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2008）。 有调查发现，约44％受访中学生情绪受困扰时，会把感受写在网志、facebook上，最近也有一些网民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组织自杀群体，怂恿他人跟随的情况。在社交网站抒发情绪，向朋辈倾谈或于网上寻求解决方法，本属好事，但如果网站提供偏激的负面信息，青少年容易泥足深陷。调查亦指出，在网上发现有近一万个问题网志，部分还不断地将含有“自杀”内容的文章以及图片上传。研究人员亦发现受情绪困扰的青少年容易在阅览这些网页的内容后产生轻生的念头（星岛电子网，2009）。 以上的情况说明，除了有关自杀念头的青少年人数逐年增加外，网上讨论自杀的话题也同样在逐年增多，甚至可能产生自杀传染及模仿的行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他的名著《自杀论》中说过：没有比自杀更容易通过“传染”而扩散的现象了。 涂尔干从社会整合度来解释自杀率的高低，虽排斥自杀模仿效应之说（黄丘隆，1990），然而媒体影响继发自杀的文化现象确实存在，诚如威廉士（Williams，1997）所言，自杀模仿说已随着自杀人数的增加而再度流行。 二、回顾媒体报道对自杀的影响 文献中常有报导，媒体报道自杀个案以及电视描述自杀情节，是导致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原因之一，特别是选择采用的自杀方法方面（Pirkis et.Al,2001）。不论是报纸和电视报道的自杀个案、电影和电视描写的自杀情节，还是与自杀主题相关的小说，特别是《自杀手册》的传播，都充分地证明了传媒对自杀行为存有影响力。 根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报告，1998年，香港传媒曾经广泛报道香港第一宗烧炭自杀案例，甚至图文并茂展示自杀者平静的面容，令人错觉烧炭自杀较其它自杀方法舒适。短短两个月内，烧炭立即成为在香港最普遍自杀方法的第三位；三年后，用烧炭方式来结束生命占所有自杀方法的比率由6％增至28％；五年后香港每4个自杀个案中，便有一个是烧炭自杀。2003年4月，香港艺人张国荣自杀。同样，发现当月的自杀宗数急升，而且发现男性、25至39岁、选择跳楼轻生（与张国荣一样）等群体的自杀宗数，出现统计学上的明显增加（梁天伟，等，2005）。 尽管目前的实证研究尚不能证实自杀新闻与随后的自杀行为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联，但是对传媒的监管、倡导传媒的社会责任及对受众的教育，已在香港的不同层面逐渐落实推行。不过近年同样有着传染及扩散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体，却随着青少年使用人数的急剧增加而渐渐展露威力，这对他们的各方面生活都构成了极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