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是晚唐著名诗人，与李商隐齐名，世称“温李”，同时他又大量填词，其风格和范式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身后的花间词人，被尊为“‘花间’鼻祖”，流风所及更至于建立了词作为有别于诗的一种特殊体式的基本意蕴和美学风格——婉约，温庭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与李商隐相比，温庭筠研究似受到学术界相对冷落；同韦庄相较，对温庭筠的呼声在一贯沿袭的申韦抑温的观念垄断下难于高亢起来。然而面对这一事实：有关温庭筠的研究专著已经超过10本，论文也多达200篇，研究领域涉及到生平、作品的方方面面，研究力度从二三十年代资料搜集、考证，至80年代伴随文学研究自由度的进一步增大，温庭筠研究已从零乱微观而基本形成宏观系统的研究局面，作品的不同体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温李、温韦等与同时代作家的比较探讨，对其人格、诗风、词风及文学史地位的重新审视，都表明温庭筠研究的新时期已经来到。本文将温庭筠研究成果从传记研究、诗研究、词研究、小说研究以及评价问题等几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传记研究 温庭筠的传记资料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新唐书》卷九十一、唐人撰《玉泉子》、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卷四，宋钱易的《南部新书》庚、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全唐诗话》、《唐诗纪事》、王定保《唐摭言》中都有记载，但相互乖违、颠倒之处犹多，于此夏承焘、顾学颉钩幽发微，澄清迷误，对其一生经历作了大致勾勒：温庭筠，太原歧人。幼时随家客游江淮，7岁时见过李德裕。文宗开成四年（839年）赴京应试，落第而归，第二年秋因抱疾没能参加乡荐试。大中元年（847年）至京师应进士试，不第，为令狐绹假手作《菩萨蛮》词。大中十三年（859）被贬隋县尉。咸通元年（860）为襄州刺史徐商巡官，在襄阳与段成式、余知古、韦蟾、徐商唱和，不久去江陵，贫病交加，旅况窘困。咸通四年（863）再贬方城尉。咸通七年（866）官国子助教。后被杨收疾废。夏先生拟定的温庭筠生年在元和时期，“元和十五年折中为七年”，即812年，卒年为870年左右。在他之后又有学者对温生卒年提出相异观点，首先陈尚君在其《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见《中华文史论丛》17辑）中考其生年为801年；王达津的《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南开学报》82.2），估计生年为824年，卒于中和二年（882）；刘开扬在《唐诗通报》中以为其生在818年；黄震云的《温庭筠籍贯及生卒年》（《徐州师院学报》82.3）中考定为817年，卒于866年11月25日—12月30日；牟怀川发表《温庭筠生年新证》，依据《上裴相公启》“至有道之年”的句子推出第6种观点，即798年之说，但是目前学术界主要流行的是上面5种提法。尚存异议的还有贬尉事及时间，温庭筠曾被贬隋县尉，后又贬方城尉。彭志宪撰文《温庭筠未曾再贬及有关问题》指出“温庭筠实仅任过隋县尉，没有再贬方城尉，而且任隋县尉的时间应在大中二十年（858）”。全文论据是纪唐夫的一首诗，但是作者却掩盖了诗的题目《送温庭筠尉方城》，因而其论不足信。贬尉时间一般引用夏承焘先生的说法即大中十三年贬隋县尉，咸通四年贬方城尉。而王达津先生认为贬隋县尉时在大中十一年（857）。温庭筠与庄恪太子的关系问题，顾学颉在《温庭筠交游考》中认为其《庄恪太子挽歌词二首》仅以普通书生身份作诗挽吊，据“邺客瞻秦苑”句，似此时庭筠尚在邺郡，准备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恐与庄恪太子无识面之缘；牟怀川在其《温庭筠从游庄恪太子考论》中同样根据挽歌词二首却得出相反结论，认为挽歌词二首于“沉痛悲叹之外，隐隐透露了诗人与庄恪太子的特殊关系。这并不是一般的‘都人恨’，而是一个从游文人因其事关己所发，由衷的兔死狐悲之词”，并认为“温之入侍庄恪太子不早于开成二年三月”。随后陈尚君在《南开学报》、黄震云在《上海师大学报》分别撰文和王达森、林邦钧商榷，后者还被人大资料复印。形成温庭筠研究的两个波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有黄震云突破了“温庭筠为温彦博六世孙”的观点考其为七世孙。温庭筠的籍贯、交游也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温庭筠的生平资料引发如此繁多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恰恰表明了学者们对温庭筠的关注，但是由于资料本身即多歧误，且其作品可考定时间者不足二分之一，种种复杂情况都为温庭筠的生平事迹大白于今天带来了障碍，因而尽管温庭筠的生平问题存在很多疑问，学者们如此多的建树所呈显的真诚和勇气仍使我们对未来的研究充满信心。 （二）诗研究 温庭筠现存诗三百余首，近体多，古体少，以五七言律见长。 温诗研究开始于二三十年代，直至解放前，诗歌研究仅局限于考证方面。解放后很长时期是注释、赏析、辨误，如《温庭筠诗集研注》、《〈商山早行〉写的是秋天吗？》、林邦钧的《温飞卿〈湖阴词序〉辨》、黄永武《温庭筠诗欣赏》，且温诗鉴赏集中于个别诗篇如《商山早行》、《瑶瑟怨》、《苏武庙》、《春江花月夜》、《烧歌》等。尽管这些研究太过零乱或者根本无法深入到温诗内部而缺乏研究力度，但作为温诗研究初始，他们仍然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顾学颉先生《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诗旧注辨误》指出“顾嗣立氏《温飞卿集笺注》误以李仆射为李蔚”，他在辨误以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李仆射若为李德裕，则与诗中情景处处吻合，因为“感旧陈情”诗与温庭筠生平颇有关系，从而把温庭筠的生年定为812年。《商山早行》为温诗名篇，刘逸生认为这首诗反映出作者对长安名利和生活享受的一种留恋；长期以来人们据诗句“人迹板桥霜”直观论定诗所写景物是秋景，王同策《商山早行写的是秋天吗？》一文重新论定其旨是写“早春清晨旅人起身到上路的实际景象和对离乡日远的悲凉感受及对夜来美梦的甜蜜回味”，作者根据商山一带的气候特点和槲树的生长规律又加上温诗《送洛南李主簿》的诗句“槲叶晓迷路，枳花春满庭”考证这首诗写的是春天而非秋景，时后霍松林也有同样论断。另有一些鉴赏文章对《瑶瑟怨》、《清凉寺》、《烧歌》等诗的主题思想、表现手法、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万云骏先生化零为整，将温诗划分为古体、近体进行思想内容、艺术价值的归类探讨，作为向系统研究的转型，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林邦钧《论温庭筠和他的诗》（《文学遗产》81.4）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切入，按思想内容分为咏史诗、抒怀诗、妇女题材诗和艳情诗，他总结温庭筠诗歌的艺术特色为“典丽精工，婉曲含蓄”，乐府七古以富艳绚丽著称，律诗以清竣工细见长。黄震云《温庭筠诗歌的艺术特色》（《徐州师院学报》84.1）一文不仅精辟分析了温诗的渊源，认为“温诗继承汉魏乐府、初盛唐时期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吸收了陶渊明、谢灵运清新自然的风格，延袭元白长卿的平易，韩愈孟郊的奇瘦，李贺的幽晦壮丽，形成自己韵格清拔、富丽堂皇、含蓄深刻而又浅显细腻的多样风格”。而且更完全从意境表现上对温诗进行了剖析，作者凭借着对诗歌艺术的灵慧感悟及周密的艺术思考，将温诗研究带入一个更高阶段。1992年1月《长沙水电师院学报》刊出成松柳《温庭筠诗歌艺术风格初探》，在黄文基础上更明确指出温庭筠诗歌艺术风格的建立，首先是吸收了前辈诗人包括杜甫、李贺、李商隐、贾岛等人的艺术精华形成其诗风芜杂的特点，另外其诗风又很典型地代表了晚唐诗整体风貌，体物细微曲折，有向审美和艺术本体回归的态势。至80年代末，温庭筠的乐府诗倍受关注，王希斌《绘阴柔之色，写阳刚之美——论温庭筠的乐府诗歌的艺术特色》一文把温庭筠视为唐代诗坛上居于李白、白居易、刘禹锡之后的第四位乐府大家，他的乐府诗有的词彩浓艳、意象华美；有的则富有情韵，意境悠远；还有的峭拔奇丽、雄浑刚健，富浪漫主义色彩。诗风多样，再次证明在谋篇布局上的学习李白，更宗法李贺，被人们诟病的齐梁诗体的浓丽、汉赋的夸饰也被移入，在韵律、句式和格调上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新兴的抒情诗——词的创作体制，可以认为温庭筠的乐府诗正是他创作词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