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的诗和神韵诗论在顺、康之际风靡海内，其地位和重要性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为文学史大书特书。而他的词、词论和词学批评的业绩却相对被人忽略了。其实，渔洋在词学方面的业绩有着决不亚于诗学的重要性。可是对他词学的研究，相比诗学却显得十分薄弱，迄今只见吴宏一《阮亭诗余和衍波词的著作年代》、李少雍《谈王士祯的词论及词作》、薛祥生、丁纪闽《略论王渔洋词的风格特征》、孙克强《王渔洋词论初探》、张纲《王士祯的词论主张及其创作实践》等五篇论文〔1〕。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举凡渔洋词集的年代、词论、 词作的内容、艺术特征等问题，吴、李二文已有翔实论述，可是比词作本身更重要（我以为是这样）的渔洋的词学活动，却直到张文也未予以应有的重视。而严迪昌《清词史》因限于篇幅，对渔洋的词学活动叙述得较为简略，一些有意义的内容，尤其是渔洋的词学批评活动未能涉及。因此，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渔洋的词学活动及其意义还是个有待展开的论题。 从现有资料看，渔洋在清初不仅是个极为时辈推崇的词作家，同时也是个活跃的词学批评家、填词倡导者。他是清代最早热心于填词的重要词人之一，编过词选，写过词话，还参订、评点过不少词集。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可以说是导致清词中兴的关键人物。顾贞观曾说：“自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岩、倦圃，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担簦才子，并与燕游之席，各传酬和之篇。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渔洋之数载广陵，始为斯道总持。”〔2〕康熙十六年（1677）顾贞观、纳兰性德同选《今词初集》，采渔洋词13首，数量在87位作者中居第六，仅次于陈子龙（29首）、龚鼎孳（27首）、朱彝尊（22首）、李雯（18首）。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顺、康词坛的地位。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渔洋的词学活动及其对清初词坛乃至整个清词史的意义，并提出我对清初词史发展的一些粗浅看法，质正于海内外专家。 一、“诗余之人”与“诗余之地”：王渔洋的词学活动 要理解渔洋词作和词学活动的词史意义，首先必须了解清初词学的时代背景，即词学史的背景，质言之即王渔洋和同时代的词家面临着什么样的词学环境。由此而言，那么我首先要指出的是，赵宋以后，元代时兴北曲，导致宋代词乐有所失坠，王世贞所谓“曲兴而词亡”，“元有曲而无词”是也。邹祗谟也说：“自套数诸曲行，而昔时声依永之理尽失矣。”〔3〕明人专攻时文讲学，于填词一道殊乏名家。 以至到渔洋生活的时代，较他稍长的前辈还没有专门的填词大家，社会上作词的人则更少。这只要看看李渔《笠翁余集自序》的叙述即可知道。他说： 三十年以前，读书力学之士皆殚心制举业。作诗赋古文词者，每州郡不过一二家，多则数人而止矣，余尽埋头八股，为干禄计。是当日之世界，帖括时文之世界也。此后则诗教大行，家诵三唐，人工四始，凡士有不能诗者辄为通才所鄙。是帖括时文之世界变而为诗赋古文之世界矣。然究竟登高作赋者少，即按谱填词者亦未数见，大率皆诗人耳。乃今十年以来，因诗人太繁，不觉其贵，好胜之家又不重诗而重诗之余矣。一唱百和，未几成风，无论一切诗人皆变词客，即闺人稚子、估客村农，凡能读数卷书、识里巷歌谣之体者，尽解作长短句……。〔4〕 笠翁序作于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三十年前正当顺治初。照他所述，那时社会上还没有填词的风气。陈维崧在《任植斋词序》中回忆顺治七、八年间与邹祗谟、董以宁文酒之暇为小词的情景，也说“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5〕。如此看来，顺治前期的十年， 填词一道还是颇为萧条的，其勃然中兴乃是此后三十年间的事。如果这一年代推断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要问，什么是当时词学中兴的契机呢？我的结论是渔洋在广陵的词学活动。渔洋在广陵数年的倚声酬唱以及与邹祗谟同操选政，不仅是渔洋毕生文学活动中最独特的部分，也是整个清初词坛最值得重视的事件。这一点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已加以肯定，现在需要的是对渔洋词学活动与清初词坛的关系作更细致的梳理，更充分的论述。 据顾贞观所述，清初领袖词坛的名家为龚鼎孳、曹溶，继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此所谓“吴越操觚家”我想应该包括武进的邹祗谟、陈玉璂、黄永、董以宁、董元恺，华亭的董俞，阳羡的陈维崧，吴江的徐釚，无锡的顾贞观，海盐的彭孙遹，秀水的朱彝尊，南通的陈世祥等人。诸子皆为一方名士，才甲乡里，又彼此倾慕，往来酬赠，确曾在江南扬起一股文酒弦歌之风。邹祗谟序黄永《溪南词》，谓其偕季弟与己辈数人“常为文酒之会，单词小令，悉被管弦。笔墨所至，皆有低徊宛转之思。”〔6〕黄永《二郎神·吴门感旧》词，何雍南评曰：“此艾庵为吴门金氏作也。时集数郡名妓征歌角艺，连宵达旦，一时名士云集，各有品题。”〔7〕尽管在这批词家中， 后来衍生出影响极大的阳羡派和浙派，但那已是康熙七、八年以后〔8〕的事了，而填词的时兴乃是在顺、康之交。下文我将说明，正是王渔洋直接扇起的填词风气，引发了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的群体创作，并同时在艺术精神上启迪了以朱彝尊为首的浙派的审美倾向。 有一点须在此提及，那就是当时社会上虽已颇盛行填词之风，但毕生肆力于词的专门名家并不多见。屈指同时代以词为专攻者，亦不过陈髯、董元恺、饮水词人三数人而已。杨岱序董以宁《蓉渡词》曰：“董子著书满家，天下称之。填词特董子余事耳。”〔9〕王渔洋也无非如此。他自己就曾对唐允甲说：“某之为此也，博奕犹贤云尔。”〔10〕邹祗谟序《阮亭诗余》则说：“诗余一事，于阮亭直雕虫耳。”〔11〕徐夜评《阮亭诗余》也说“斯固擅场之余事”〔12〕。“余事”正是彼时填词创作的一般状况，正像当时诗古文创作为举业程文之余事一样。这种状况理所当然地就造成当时填词总体水平的低下。彭孙遹《金粟词话》曾说：“长调之难于小调者，难于语气贯穿，不冗不复，徘徊宛转，自然成文。今人作词，中小调独多，长调寥寥不概见，当由兴寄所成，非专诣耳。”〔13〕“非专诣”，也就是“余事”的意思。我们谈论清初的填词，首先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创作偶然性、业余性的大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