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资本作用机理的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宗遠,男,广西桂林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技术经济理论与产业发展台(北京 100044) 刘旗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原文出处: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本文从理论上解释了创新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和特异性。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体系的技术经济特征与发达国家具有显著差异,在其技术创新活动中创新资本的作用与效应也不同于发达国家。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对理论分析的结论给予了支持:在中国,R&D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约4倍于风险投资的相应作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呈现出背离趋势。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产业结构体系而言,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最优,需要匹配以适宜形式的R&D投资才能够取得更优的技术创新产出效率。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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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影响技术创新产出效率的各种因素中,创新资本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论上较为流行的观点一般认为,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要优于其它形式。例如,Tykvova(2000)等学者从资源互补性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传统融资方式不宜成为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主要来源,只有风险投资才能够较好地适应技术创新的特点和需要[1];Gebhardt从预算约束角度进行研究后发现:对于技术创新项目的融资而言,风险投资比传统融资方式更为有效,能够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Gebhardt,2000; 2006)[2-3];Keuschning从一般均衡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则表明,风险投资家及其提供的资金、管理等一系列服务可以有效地提高创业的成功概率,保证了均衡状态下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因而更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的产出效率(Keuschning,2004)[4];吕炜等人则从机制的适应性角度出发,认为风险投资机制是对原有技术创新障碍的突破,这种突破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大大加快了技术创新的发展速度(吕炜,2002)[5]。

      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对上述观点给予了支持。例如,Kortum和Lerner等人以美国的数据对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专利创新的促进作用大约是研究开发投入促进作用的3倍[6];Engel和Keilbach等人根据德国的数据研究了风险投资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也显示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所获得的专利量要远远多于那些没有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Engeland Keilbach,2007)[7]。

      由于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其经验很容易转变成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政策的范式。然而,对于这一观点的全盘接受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决策者可能会因为忽视自身的实际情况而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对风险资本等新兴创新资本形成过度反应,并降低对其它传统创新资本的重视和管理,结果将因创新资本与自身产业结构体系的技术经济特征不能有效匹配,而形成对本国和本地区技术创新的损害,降低自身技术创新的产出效率。迄今为止,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似乎还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尚未见到系统的研究成果对此加以探索:对于技术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而言,风险投资也是其技术创新活动中的最优创新融资形式吗?是否也存在着风险投资对专利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且数倍于R&D投入相应作用的关系①?

      二、创新资本在技术创新中作用机理的理论解释模型

      (一)理论模型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建立技术创新中创新资本作用机理的理论解释模型,从理论上清晰地阐释创新资本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和规律。根据徐寿波院士的六元基本生产要素原理,任何经济与生产活动的实施都是六元基本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过程[8]。技术创新作为经济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以技术成果创造为目的的有组织活动,也同样是六元基本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过程,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资金投入本质上是一种创新资本的投入,属于资产力要素的范畴,是创新活动必须具备的六元基本生产要素之一,R&D投资和风险投资则是形成创新资本的两种重要形式。根据基于六元生产要素原理的创新模型可知②,技术创新系统是复杂适应性系统,系统中的各种主体都是主动适应性行动者,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特质,创新成果是系统中的各种主体在外部环境与系统结构条件下互相作用的结果,因而系统的治理规则是十分重要的。创新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基本生产要素,它受其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行为规则控制,从而也就必然受到系统治理规则的作用和制约。对于不同形式的技术创新投入主体而言,其未来期望、目标函数和行为规则都可能不同,因此,不同形式的创新投资,如风险资本、R&D投资等,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机理与效应也必然不同[9]。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各种要素主体的行为决策过程都是一个“寻的系统”③,其决策目标是实现预期利益的最大化,约束条件则是综合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最小化。由于不同形式的创新投入主体的目标函数、行为规则不同,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交易行为和管理特点也不同,因而不同形式的创新投入具有不同的技术创新综合成本;同时,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特质使然,行为规则在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与反馈中会不断进化,具有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演化的特点,因而各种要素主体的决策并非总是能够按照最优化决策准则进行,而是遵循“惯例”行事,是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和技术经验的累积过程(纳尔逊和温特,1982)[10]。如果按照惯例决策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则惯例将得到延续和强化;反之,如果按惯例决策出现异常,各种主体就需要对惯例进行调整,即从现有惯例中寻求一种适合自己所面临新环境的惯例,或通过创新发现一种原来没有的新惯例。新惯例的选择需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它可能带来的利益,二是它可能导致的综合成本。选择标准的实质就是对技术创新活动效益进行评估,达到效果最佳、效率最高的客观要求,而这些评价指标会因技术创新技术方案而异,并因作为技术方案约束与前提的产业技术特征与经济特征不同而有很大区别,因而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就必然成为影响惯例评价的两大关键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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