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经济危机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原因不仅在于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其成因非常复杂，有需求、供给也有政治、心理等。成因不同，针对政策也不同。其中颇受关注的是Keynes的理论。这主要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多数经济学家更加关注能够在短期内产生效果的方式。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纳入到经济系统内部考虑之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尽管经济危机的现象纷繁复杂，但就其本质而言，发生危机即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或倒退，亦即经济缺乏增长点，而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充裕，这就说明是旧有技术的应用达到极限导致经济体遭受“非线性打击”。就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来讲，尽管表面上看是金融系统的危机，但实质上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带来的增长热潮与下一轮增长点之间的断代，闲置资本找不到获利出路，而不得不投向金融市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导致了这一场最后演变成的经济危机。正如Van Dujin(1977)[1]所说，Keynes的反周期政策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时才能发挥作用，当产能过剩是由于市场饱和造成的时候，这种政策是无效的，短期内造成对大的周期波动的忽视，长期则会造成通货膨胀。而要走出经济危机或者说萧条状态，就要打破现有的饱和状态，寻找新的出路。 针对我国本身经济危机（周期）的研究受制于可得数据点少和转型经济的制度变化频繁的影响，尚处于比较浅的层面，有的过于强调表象原因，有的对缺乏制度因素的考虑。 结合现实实践和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是有必要的，而且资本主义市场下的情景与我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是否共享相同的结论也是值得探索的。 1 理论背景 1.1 经济周期与技术创新的概念 学术界对于经济周期的定义并无争议，一般定义即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对于经济周期的类型，也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包括三种类型：基钦周期（短周期）、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 创新的概念最初由Schumpeter提出，他从经济学的视角将其定义为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同时界定了五种类型的创新（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新原材料和新的组织形式）。但并未对技术创新进行明确的定义，而技术创新是创新的核心，是真正带来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之后在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工程学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对技术创新的定义。例如许庆瑞(2000)将技术创新定义为从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到研究开发、产品试制、生产制造、首次商业化及扩散的全过程。OECD(1992)认为技术创新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及产品和工艺的显著变化。柳卸林(1993)将其定义为，与新产品的制造、新工艺过程或设备的首次商业应用有关的技术的、设计的、制造及商业的活动，包括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工艺创新）、扩散。本文侧重新技术在商业中的应用，因此采用许庆瑞(2000)的定义。 1.2 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1.2.1 创新作为经济周期成因 Schumpeter从创新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周期的成因，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引入创新的频率变化而产生的波动造成的，而企业家是将创新引入经济所必需的。企业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均匀分布造成经济的起伏波动。同时，他将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统一起来，认为大的基本创新引起长周期波动，较小的创新引起短周期，且作用机理是相同的。 但Schumpeter的理论也受到一些质疑。Kingston(2006)[2]还认为Schumpeter对法律制度重要性的低估也是其“输给”Keynes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者，Schumpeter对于企业家与创新群集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也未作明确的解释，仅定性数据不够充分(S Kuznets，1940[3]; Mansfield,1983[4])，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但Van Dujin(1977)针对Kuznets的批评认为要想在统计上得到明确的结果，我们还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说明历史数据还不足以为Schumpeter的理论提供充足的依据，但也没充足的理由说明它的错误，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对理论进行检验。 20世纪70年代以来，Mensch、Freeman、Clark等学者用现代统计方法验证熊彼特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了创新理论，被称为“新熊彼特主义”和“泛熊彼特主义”。 Mensch是“市场周期论”的代表人物。他在《技术的僵局》(1975)一书中提出在产业（产品）生命周期最后阶段，谨慎和规避风险使得创新进入低潮，带来“技术僵局”(technological stalemate)，引起结构性收缩，这是由产业的市场周期决定的，只有出现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部门，才能打破这种僵局（转引自Van Dujin(1977)）。“技术僵局”会导致结构收缩，是创新的动力，创新则是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浪潮的基础。但他对创新的界定与测度受到置疑，如Freeman等(1982)，Van Dujin(1977)认为Mensch对“基本创新”的定义不充分。Freeman从技术创新与劳动力就业关系角度研究经济长周期，认为周期上升阶段是由新技术或新兴产业的发展所推动的，到达一定程度后，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边际利润下降，经济收缩进入下降阶段。这时，只有出现新的技术领域才能使经济摆脱萧条，重新进入发展上升阶段。 同样作为“技术周期论”代表人物，Van Dujin提出的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引起经济波动内在机理最为著名的理论（宋迎昌，1995）[5]。该理论认为基本技术创新的“群集(cluster)”是导致经济长周期的主要力量。同时，他将技术创新分为四种形态（如表1所示）。并通过观察历史得出结论：前两类创新往往集中出现于经济长周期下降的萧条阶段，后两类则是在上升阶段。他还认为技术创新生命周期即孕育、成长、成熟、饱和决定了产业（一系列产品）生命周期也依此模式(Van Dujin,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