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实际上肇始于科学技术界，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决策思想主要来源于社会科学界之间存在重大不同。与这个现象相呼应的现象是，虽然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开始，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原则，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上述战略的理论研究和解释仍然显得薄弱，全社会至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自主创新的共识。与此相应的是，一方面自主创新成为强势和主流话语，围绕自主创新的论著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学者们则又自感论证的分量不够，觉得媒体中突现的自主创新观似乎离自主创新的本来意蕴相差甚远。我们认为，上述不同、不足和矛盾的出现既折射出我国深化改革过程中旧规和新路的基本差异，同时又反映出创新文化建设需要文化创新支撑的基本诉求。可以说，应当在文化创新的意义上来深入认识和理解自主创新，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创新文化建设。 一、自主创新的差序格局及其文化依赖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反而促使一部分国家和个人对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更加重视，科技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一起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组成部分，科技创新和文化资源共同支撑着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在提出自主创新的过程中，看到的主要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性作用，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只是以创新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来说，创新文化对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事实上，我国在制定了许多扶持和促进自主创新的科技政策和措施的同时，创新文化建设则明显滞后，既缺乏相应的制度性建设，也很少推进对“非共识项目”的安排。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促进自主创新的环境氛围的形成主要不是来自于创新文化，创新精神仍然受到各种因素的羁绊。例如，科研诚信应属于创新文化的内核，但我们观察到科研诚信问题日益突出，在对其治理效果未见好转的情况下，人们感受到的不是创新文化对科技创新的促进和生成，反而自主创新意识受到压抑和削弱。 如果说创新文化主要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甚至环境文化的话，那么在我们看来，当前创新文化建设存在的基本问题是仅仅从“创新”的角度而不是“自主创新”的角度去理解有关文化内涵，而在“自主”不在场或者隐而不现的情况下，自主创新意识的增强并发挥实际作用就会缺乏能动机制。这个问题的产生并不特别出奇，在我们社会的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于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的情况下，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从“创新”提出并受到推崇的基本动机上去理解和行动原不应受到多少指责。只是这样一来，“自主创新”则从国家的战略层面转瞬间变化为企业的利益诉求，其对全局发展的必要性和战略性就相对显得分量太弱。许多国外的政治家和学者一开始也不理解“创新”和我们提出的“自主创新”之间的区别，因为“创新”本来就是基于创新主体的创造性，天然具有“自主”性质，不需要突出强调“自主创新”。因此，当我国把加强自主创新作为一件具有特殊使命和意义的大事去做的时候，由于国情不同就造成了“自主创新”之翻译上的困难，“innovation”不是，“independent innovation”也不是，“indigenous innovation”勉强接近“自主创新”的意义，但其具有的缘于地域特色的保守性仍然表达不出“自主创新”的精神实质，导致“自主创新”言传性的困难。我们认为，“自主创新”本来就是一种文化范式，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这种范式所体现的价值既具有时代性，更具有永恒性。具体来说，自主创新是一种文化启蒙和思维的创造性转换，在对创新活动的迷失起到警醒作用的同时，也对创新的未来趋势作出基于永恒价值的规定和引领。创新文化建设应当围绕上述内涵开展，并直接体现出文化的本质功能。 从构建创新文化的实践效果来看，那种仅从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去理解的“自主创新”并没有使创新文化建设形成一个热潮，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用语虽然变了，但是说话的人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创新文化建设尚未达到改变“观念”的目标。显然，当人们意识不到的时候，所谓的“观念文化”建设不免于落实不到位，而在核心观念缺位的情况下，制度建设无由支撑，创新氛围无由形成。至于应当如何表述自主创新的核心观念，我们认为，对创新文化范式的研究固然有益于澄清工作，实际上仍然落在外围的层面上，没有直面“为什么要自主”这样的问题[1]。这种超越一般理性限制而略带感情色彩的问题的背后已经不是一个经济范式，而是具有历史记忆的文化范式。可以说，这种范式表达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感情，并用文化语言记录了文化的起点、历史演变及其未来的可能发展等方面。只有把握住中国文化关于“自主”的微妙宏旨，才能有助于把握自主创新的意蕴，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创新文化建设。 文化本来是活的，创新也是活生生的，自主创新就应该让人们活活泼泼，有所触动而焕发精神。但是，在有人最初提倡自主创新精神的时候，人们感受到的却是一种久被压抑之后的呐喊。当然，这种呐喊一开始听起来有些刺耳，似乎不和谐，但是在战略决断层面，当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需要真正得到保障的时候，代表国家意志的最高决策者反而从中听到了和谐的声音。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动了决策者？其实，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在我们个人的成长过程、日常生活和交往中，会时不时遇到让人不自主的事情，因而感到不顺心。一般情况下，这些不顺心都是非常短暂的，并不值得深究，但是，当不自主一旦成为屈辱的象征的时候，那么，向往自主并做到自主，在性质上自然就是革命性的变化。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回顾我国的近现代发展历史，不自主的事例比比皆是。即便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当“核心技术是市场换不来或引进不来”成为新的共识的时候，加强自主创新就成为打破外力垄断的自然选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国家毕竟不是个人，满眼歌舞升平的人自然也难以体会到一个国家的艰辛。正是由于立场不同和角度不同，利益主体不同，所以自主创新战略从确立开始直到至今，争论和歧义不断，国家意志只不过是价值选择多样性中的一元，非国家性主体对自主创新的态度分化明显。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创新文化建设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性。在许多组织性行为并不利于促进认识深化的时候，如何减少干扰和阻力，使自主创新精神真正深入人心便成为创新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这样一来就形成如下态势：贯彻落实自主创新战略的精神和方针需要真正的活泼泼的创新文化，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组织性文化如何为创新文化建设不断创造条件成为一个难题。从天性来讲，人皆不乏创造性，是什么使创造性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创新文化建设应当直面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