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1)04-0012-07 一、“多”、“变”时代的意识形态悖论：“非传统”与“新传统” 富有历史感的人都不会怀疑，近30多年的中国，既是急剧变化，也是“传统”遭遇深刻挑战的时代。鸟瞰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无论变化的速率，还是其广度和深度，都远非外部可比。仅半个世纪就由近代向现代转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继而仅半个世纪便宣布要实现“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到上个世纪70年代)；肇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巨变再次提速。急剧变化的社会，似乎注定了传统的宿命：既是一个反传统或“非传统”的时代，也是传统难以积淀和铸造的时代。然而，理性反思对此提出质疑：如果既反传统又难以造就传统，那么不仅会使同时代的文明陷入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化危机”，而且必然导致人类文明史的中断乃至夭折，并使未来的文明陷入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多么可怖——的灾难。于是，思维便指向另一假设：首先应当反思的不是传统，而是社会的传统观，包括关于传统的理念以及对于传统的态度。 与以前的社会提速相比，近30多年变化的明显特点是：内发的“改革开放”大潮相遇漫淫世界的“全球化”飓风，“风”“潮”交媾，漩涡并起，“变”“多”互织，呈现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指谓的“多元、多样、多变”的格局。激荡之下，首先是毛泽东时代的现代与当代“传统”在“改革”的强势驱动下被“非”，继而将“非”的矢刃指向传统的源头，尤其是孔孟儒家。于是，世界在灵性中的表象便是：这是一个涤荡了传统、需要传统但又缺乏传统并且难以甚至不可能生发传统的时代。人们不仅对以往的“传统”失却至少动摇了信念，而且对“传统”本身失去兴趣，对现代性社会“传统”的生发能力、对“传统”的前景失去信心。于是，一方面，文明陷入“合法化危机”，社会也因之在精神与价值中涣散或“被涣散”，因为，无论“传统”遭遇多少冷酷的凌辱，在人们的观念中它依然根深蒂固地被当作社会稳定或建构社会同一性的第一元素，有数据为证：“文化建设应优先重视哪些方面？”在江苏、广西、新疆三省(区)的1200份问卷调查中，“弘扬传统文化”以56.3％居诸多选择之首，原因很简单，反传统和无传统最终解构的是社会同一性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空前的“变”与“多”使人们对“传统”生发、存在的能力和价值失却兴趣和信心。这便是“变”与“多”的社会关于传统的“苦恼意识”。然而，仔细反思便发现，现代社会失却的不是传统本身，因为，只要历史存在生命的连续性，只要社会具有基本的同一性，就有传统存在的理由并且确证传统的价值。这样，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反思乃至拯救的，不仅是对于传统的态度，而且是关于传统的理念或所谓传统观。面对“变”与“多”社会的“传统”纠结，需要反诘：我们丧失了对于“传统”的洞察力了吗？ 中外文明史的长河中不乏“变”与“多”的时代，然而这些告别传统的世纪，恰恰成为未来文明的三江源。最典型的就是中西方的“轴心时代”，即中国的春秋战国与西方的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人心不古，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变”与“多”。然而，不仅孔孟老庄等春秋百家的学派领袖，成为日后各宗各派在传统上的始祖，而且春秋百家整体地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包括由社会失序和行为失范所导致的孩童记忆，都沉积为中国人几千年挥之不去的秩序情结。古希腊文明的镜像同样如此。在那个时代，其“变”之巨大，其“多”之缭绕，几乎成为古希腊文明繁荣的代名词，然而，不仅它们的诸元素，而且连同“变”与“多”本身，都成为日后西方文明的共生传统与共享财富。近代社会，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欢呼“一切都被允许”，解构了古希腊以后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神圣传统，可也许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尼采主义却成为近代以后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传统之一——虽然他在拼出全身气息诅咒“上帝死了”之后从此便疯去，并终究未醒来。历史的鲜活在于它深刻的精彩，深刻处和出彩点都源于其本身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并不止于“反传统本身就是传统”，或“变”与“多”本身就是传统等范式化的解释，而在于历史本身的生命力和文明积淀，在于理解和把握历史所需要的那种观若明火的洞察力。 将这种历史意识和传统观用于对近30年中国社会的分析，“变”与“多”固然是它的镜像，但无论现象地呈现“变”与“多”，还是揭示“变”与“多”的特点和规律，似乎总有一种未走进历史深处，未触摸生命脉动的感觉。改革开放30年，如果我们认为它重要，如果我们相信它的辉煌，如果我们对它可能产生的历史影响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就应当相信，它可能并且正在甚至已经形成某种“新传统”，只是，这种“新传统”有待昭示，更有待甄别和蒸馏。 这一努力还没开始，但无论如何，努力本身很有意义。 二、“多”、“变”激荡的意识形态矛盾 在浩瀚而杂芜的数据中发现“多”与“一”，无疑是一件浩大的工程，甚至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因为它不仅需要对调查的且以可靠为前提的大量数据进行处理，更困难的在于“多”与“变”都是历时性的相对概念，逻辑上必须先确证“一”与“不变”，才能指证“多”与“变”。当然，有一种简单而直观的做法：直接地呈现“多”，经验地指证“变”，但它的学术可靠性很容易受到质疑。如果试图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寻觅那些可能有资质沉积为“传统”的“幸运”元素，比较可行的思路，是在对思想、道德、文化三大领域的鸟瞰中，探讨“多”与“一”、“变”与“不变”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