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3-0121-06 经济伦理研究在中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市场体制的改革之前中国很少有人研究经济伦理。1992年之后，尤其是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规划了市场经济转型的方略之后，经济伦理的研究日渐兴起。其初衷是，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狂热的逐利冲动、市场成为道德无政府状态的场所、道德虚无主义的蔓延，以及市场中出现的信用缺失、钱权交易，伦理学界的一些同仁把目光转向市场与道德的关系，探索市场关系带来的伦理变革，揭示市场关系的伦理机制及其与非市场关系之间的界限、企业经营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等问题，并试图通过这种研究呼吁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和企业界重视道德建设，寻求解决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诸多难题的途径。随着经济的繁荣、市场的兴旺，经济伦理学也成为伦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的显学，吸引了很多学界同仁的关注。除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之外，也涉及到历史上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学理问题。同时也开始面向世界，从广泛的介绍引进国际上的研究成果，与国际上的经济伦理学界开展交流和沟通，一直到走向世界，把中国的研究成果向国外介绍。 近两年，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成为经济伦理研究的焦点。学界对危机本身做了许多分析。尤其是对于导致危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做了许多分析，并提出了如何从中汲取教训的各种见解。但是，这种经济思潮对经济伦理学本身有什么影响？是不是需要作出清理和反思？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不要用“反求诸己”的精神，来反思这场危机？即不仅要把“危机”作为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而且要把我们以往所做的经济伦理的研究本身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去思考我们以前的研究。这个学科该向何处去？笔者曾经在《如何对金融危机进行伦理反思》一文中提出：对金融危机的伦理反思不能停留于华尔街高管个人的贪婪和美国公众的消费主义的层面，而需要深入到19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政治潮流推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蕴含的政治哲学以及与其相应的伦理观念。其中与新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不可小视。中国学界要正视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各个学科的影响①。本文拟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及其背后的哲学观念给经济伦理研究带来的三个问题作一讨论。 一、如何看待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经济伦理学能不能囿于纯经济的视阈？ 自马歇尔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特点是，一反以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仅仅做一种抽象式的研究，把其他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和社会等因素都抽象掉了。这种抽象式的研究固然有其价值，促进了经济学的数学化，推进了计量经济学等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是，其天然的不足式的研究是就经济论经济。而且把功利主义的效率论，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衍生出当今的GDP主义，或者可以称之为只求效率的“增长主义”。然而，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经济生活、尤其是市场其实不是自足的，它是镶嵌在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之中的。 金融危机的爆发，自然有市场运行自身所产生的问题，但是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的经济政策显然不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制定的，还受整个国家战略的支配。就一国范围来看，有学者已经指出，美国的金融危机与国家干预的失败和政府政治伦理的错位有关。泡沫往往是政府的作为所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之后，主持美联署的格林斯潘是有意地制造房产的泡沫。他感到地产的收益对于消费的作用大于股票，于是刻意吹大泡沫。次级贷款这种金融的新形式就是为此服务的。美国的“两房”就是一个政府支持的机构，而其泡沫的积累也是在政府的政策下形成的。危机治理的过程，也与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有密切关系。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有些国家出现了主权基金的信用危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强政府的国家，能迅速地摆脱国际危机的冲击，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包括了伦理问题都不仅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的品德所致，而是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激励机制等有密切关系。经济生活中的钱权结合，它所导致的剥夺性积累的现象大量发生，以及相当普遍的分配不公等，这些都是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至少与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缺失息息相关。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伦理问题是这种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经济问题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也不能单纯地就经济伦理谈经济伦理。 如果从国际范围来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包括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单单从经济视角是说不清楚也搞不明白的。因为，现在的世界不仅有一个全球市场而且是由为数众多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冷战之后的全球经济体系，是由依托其军事政治霸权的美国经济霸权为主导的。许多运行的规则和架构都是在美国主导下，以自己的霸权、国家利益以及为此服务的一些经济观念为前提制定出来的。以全球自由贸易为例，如意大利学者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所指出，1990年代在克林顿时期美国是积极追求和提倡全球化的，强调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多边贸易。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计划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自我监管学说“仅部分相符”②。一旦自由市场的运作对美国的中心地位构成威胁情况就不一样了。到小布什的时候就觉得“全球化”“听上去就像要制定诸多可能会限制总统的选择并淡化美国的影响力的规则”③。许多西方国家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大力推进自由贸易，一旦经济上遇到困境就把本国的利益、本国的难题放到首位。自由贸易的旗帜大家还都是想要举的，但是贸易保护是舍不得丢掉的。只是想把保护主义这顶帽子加给他人，以取得自己更大的利益。而其中所说的利益不仅仅是经济的利益，还有许多，包括军事地缘政治等等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