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7－0052－04 康德在完成《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出版后，在1784年至1797年间发表了不少有关社会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历史哲学论文。国内有学者认为康德的历史哲学论文构成他的批判哲学理论体系的另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三大批判之外的“第四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也有学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康德的历史哲学论文的思想并非别立门户，而是从他的自然目的论（第三批判）思想中引申出来的。这里，二者虽然在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体性把握上存在分歧，但都认同晚年康德的历史观是他对理性与自由这一近代哲学精神进行反思论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的历史观是研究康德哲学不容忽视的部分。康德从自然目的论和先验的人类纯粹理性出发，论证了人类社会在大自然的预设下，依靠自然赋予的人类理性自觉，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的斗争，最终达到了人人自由、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美好境地。其中，他把善对恶的斗争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本文就对康德的“善恶”观作出简要评析。 一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讨论了“善”与“恶”，他把善和恶看作是形成实践理性的实践对象的一些概念。康德指出：“实践理性的惟一客体就是那些善和恶的客体。因为我们通过前者来理解欲求能力的必然对象，通过后者来理解厌恶能力的必然对象。”① 善和恶只关乎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而跟它里面所包括的经验材料没有关系，因为“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是指导作为自由所导致的可能结果的一个客体的表象”②。这跟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范畴不一样。范畴是不能脱离经验材料单独形成知识的，而善和恶的概念不需要经验材料，它只涉及人的动机，至于这个动机所造成的后果，则不构成善和恶的材料。那么，善和恶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康德认为只能来自先验理性、道德律令，先有道德律令才有善恶概念，而不能倒过来。康德说：“善和恶的概念必须不先于道德的法则（哪怕这法则表面看来似乎必须由善恶概念提供基础），而只（正如这里也发生的那样）在这法则之后并通过它来得到规定。”③ 康德把善恶与福祸绝对分开，认为善、恶不是福、祸，也不属于事物的对象或性质。它首先属于行为本身，是指行为作为客体（客观对象）是否体现了道德律令。康德以古希腊斯多亚派的人为例子，来证实行为的善恶与经验的福祸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他写道：“一个斯多亚派的人在剧烈的痛风发作时喊道：‘疼病，你尽管更厉害地折磨我吧，我是永远也不会承认你是某种恶的东西的！’我们当然可以嘲笑他。但他毕竟是对的。他所感到的是一种祸，这是他的喊叫所透露了的；但因此就在他身上看出一种恶，这是他根本没有理由承认的；因为疼痛丝毫也不减少他的人格的价值，而只是减少他的健康善的价值。”④ 康德认为，善和恶的评价不涉及后果，只看动机。在动机中预先已经考虑了效果，就是说，在订立动机的时候，必须把效果考虑在内，使之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一个动机能不能被后来的人普遍接受，它当然要涉及效果，如果效果不好，别人不会接受，要成为普遍法则就不可能了。要有动机才能谈得上善和恶。如果是一个自然灾害，那就没有善和恶的问题。比如洪水淹死了人，没有人说这个自然灾害非常恶，没有人说这洪水有罪。善的动机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但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所以，康德说，善和恶不涉及经验材料，它立足于自由意志的原因，也就是动机⑤。 康德伦理学离开了具体社会历史内容，坚持道德不是根源于感性的人的幸福、快乐和利益，它是超越了这种经验感性之上的先验的绝对命令，即道德律令。人不得不服从于它而行动。“善”是对道德律令的服从，“恶”则是有意选择了违反道德律令的行为原理。康德认为，人是恶的，只能解释为：他意识到道德律令，但采取了背离它的原则。人性本恶不是一种自然属性，恶是人的反社会的个体倾向。正是康德这种对“恶”的解释，他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论点，即使得历史的进步之成为必要而且可能的是人类“非社会的社会性”。所谓“非社会的社会性”，也就是“恶”。 康德说：“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由恶而开始，因为它是人的创作。”⑥ 所谓从善开始，就是指大自然使人类作为族类日益由坏变好，即一开始似乎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使这个人类作为种族将不断向前进步。所谓从恶开始，是指作为个体的人，在理性的觉醒下，开始了自由意志的选择，为个人的私利而奋斗。大自然赋予人以理性，而理性却具有一种特性，那就是它可以仅靠想象力的帮助便创造出种种愿望来。由于人运用自己的自由仅仅是着眼于自己本身，于是有忧虑、有恐惧、有苦恼，所以说自由的历史从恶开始，而演出一幕幕的愚蠢、幼稚、虚空的世界历史的剧目。卢梭也曾指出：“一切出手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变坏了。”⑦ 不过，康德在这里虽然继承了卢梭的思想，却又超越了卢梭，因为他指出了一部人类的历史并不完全是“一幕由善而恶的堕落过程”，而且同时更是“一场由坏到好的进步”。康德指出：“当理性开始它的作用的时候，并且——尽管它是那么地软弱——与动物性及其全部的顽强性发生了冲突的时候，于是就必定会产生的无知状态，因而也就是为无辜状态所完全陌生的灾难以及使其令人困惑的是，随着理性的开化而来的罪行。因此，脱离这种状态（指自然状态，亦即无知而又无辜的状态——引者）的第一步，就是道德方面的一场堕落；而在物理方面，则这一堕落的后果便是一大堆此前所以不知道的生活灾难，故而也就是一场惩罚……对个人来说，由于他运用自己的自由仅仅是着眼于自己本身，这样的一场变化（指由自由状态进入公民状态——引者）就是损失；对大自然来说，由于它对人类的目的是针对着全物种，这样的一场变化就是收获。”⑧ 康德的历史观以所谓“非社会的社会性”开始，以所谓“永久和平”告终，这也是所谓以“恶”始，以“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