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2;K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1）06－0026－04 自古以来，中国是治世少而乱世多，而在所有的乱世当中，五代之乱当属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可谓乱世之极。这固然是因为五代时期国祚短暂，政权更迭频繁之故，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道德大崩坏时期。冯道，作为五代道德场景中标志性人物之一，成为后人解读五代之乱的道德符号。人们赋予冯道现象以种种道德象征意义，对其“无廉耻”、“奸臣之尤”的负面道德评价是历史上的主流声音。那么，冯道何以成为一个时代的道德符号？冯道现象透视出五代时期怎样的道德伤痛？如何看待史家对冯道的评价？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做一粗浅探讨。 一、冯道：一个鲜明的道德符号 在唐末五代天下混乱、数易其姓的政权更迭中，冯道可谓权力变幻格局中的不倒翁。据史料记载，冯道先后做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政权的臣子，凡事四姓十君。其间，后晋被契丹所建立的辽所灭，冯道又事契丹，官至太傅。在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政局中，冯道稳稳当当地历事五个政权，累居高官，位不离将相、三公、三师。冯道不仅深谙官场自保术，而且有一套处世哲学和道德准则。他以自己历事四姓及契丹的经历和所获得的阶勋官爵为荣，认为自己于家无愧于孝子之名，于国无亏于忠臣之节，心安理得，老而自乐，并自号“长乐老”。冯道现象引起了史家的极大关注。人们在评价冯道时，不仅注重其经历、事功，更注重冯道现象所具有的道德象征意义，在对冯道现象所诉诸的道德评价中寓于深刻的褒贬用意，冯道也因此成为了五代时期鲜明的道德符号。 符号一：无忠节的臣子代表。史家对冯道的评价集中在他的忠节上。冯道历事五姓数君，作为五代走马灯式的权力更迭中铁打的营盘，他作为人臣的忠德自然饱受史家的诟病。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就已经对冯道的忠节提出了质疑：“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冯道传》）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了贯彻劝诫后世的修史用意，对以冯道为代表的“五代无忠臣”现象大加挞伐，“呜呼甚哉！自开平迄于显德，终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据欧阳修说，整个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死事传》），朝堂之上满是冯道这样安其禄位而毫无气节的缙绅之士，他因此发出了“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的感叹。司马光也认为，自古人臣不忠，没有超过冯道的，“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并认为冯道乃是“奸臣之尤”（《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纪二》）。宋代以降，虽然也有史家为冯道的私德美言并对其有瑕疵的政治操守持宽容态度的，但认为他无气节无忠义、堪比政治娼妓的评价，仍然是历史上的主流声音。 符号二：无廉耻的士人形象。据史记载，冯道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他自谓：“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冯道传》）苟活于乱世是个体的不幸，历史上数易其主的人臣也并非冯道一人，但像冯道这样不仅将不幸演绎的如此有声有色、活得如此游刃有余，而且如此高调、如此具有道德底气的，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却是绝无仅有的。对于冯道的这个自我评价，欧阳修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道德愤慨：“余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冯道传》）欧阳修不仅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冯道的职业操守——作为人臣的忠节的缺失，而且进一步直斥他作为一个士人、一个个体的人格残缺——无廉耻。“无廉耻”是对冯道道德人格的全面否定。自此之后，冯道成为“无廉耻”的道德符号，被冠之以“古今无耻者之代表”、“衣冠禽兽”[1]的恶谥。从无忠节到无廉耻，说明史家愈发看重冯道行为的道德隐喻及其象征意义，对其负面道德评价愈发严厉，冯道因之而被牢牢地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二、五代的道德伤痛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道德是时代的产物。冯道现象出现在五代不是偶然的，“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新五代史》卷五十一《吴世家》）。在中国历史上，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从来都与阴谋、杀戮相伴，这一点在五代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短短53年的时间里，天下五易其姓，无不伴以残酷的杀戮。长者存国不过十余年，短者三四年甚至一二年。这一时期，君主在位时间之短，死于非命的君主人数之多，都堪称中国历史之最。透过尘封的历史岁月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隐约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血腥味。五代之乱造就了历史上的冯道现象，演绎出了中国历史上最赤裸的一幕纲常倾覆、道德沦丧、风俗隳坏、士人无行的乱世道德场景，向我们展示了五代时期的道德伤痛。 第一，基本的人伦关系全面倾覆。五代时期，基本的人伦关系被全面破坏，出现了“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新五代史》卷三十六《义儿传》）的人伦倾覆局面。从君臣关系上来看，五代道德最能体现出“君不君、臣不臣”的特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均系篡夺而建立的政权，篡夺者人必篡之，又同样都在下一个篡夺者的手里终结了自己的统治。因此，这一时期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就如同欧阳修所说，“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新五代史》卷四十《杂传》），皇帝们多数为臣子、为部下所杀，臣弑其君的事并不鲜见。从父子关系上来看，鲜有善终的五代之君有的竟然是被自己的儿子所杀，如后梁太祖朱温死于家庭政变，被儿子朱友珪杀死，“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弑父之后的朱友珪自立为帝，将“不忠”、“不孝”的双重骂名背在了自己的身上，成为中国历史上几个弑父继位的皇帝之一。从兄弟关系上看，这一时期的兄弟关系亦上演了手足相残的人伦悲剧，如后梁太祖朱温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为争夺皇位而彼此残杀，登上皇位的末帝朱友贞认为自己的兄弟随时都在觊觎皇帝宝座，谁都不可信任，于是对奸臣偏听偏信，直接导致后梁的灭亡。从夫妇关系及两性道德方面来看，人伦底线也无不大坏。史载，朱温之所以死于儿子之手，祸起于他与儿媳们的乱伦，“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他在选择储君的时候，注重的不是哪个儿子有才能而是看哪个儿媳有美色，最终酿成祸端。翻开五代史，处处可见人伦大坏至不可理喻、令人瞠目结舌的情形，“五代之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使这一时期表现出了明显的乱世道德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