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4-0031-06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制度，它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经济危机。然而，西方自由主义者却反驳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不但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道德性，反而为之进行道德辩护，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提供了一整套道德观念。这套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道德观念，不但未能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改变资本主义的命运，反而加重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表明，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而且同时是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推波助澜的恶果。 一、经济危机是道德危机的表征 经济危机是什么的问题，是所有有关理论思考的逻辑前提。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此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西斯蒙第认为它是消费不足，凯恩斯认为是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哈耶克认为是投资过度，弗里德曼认为是货币信用过度扩张，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是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危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现在的危机主要是产能过剩的问题”，有人认为是若干经济体或者整个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的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有人认为是市场失灵尤其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有人认为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较多的人认为是生产（产品）相对过剩。除个别看法之外，这些看法在思维方法上主要有如下共同之处，第一，它们都没有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第二，它们都见物不见人；第三，它们都从数量角度来考察经济危机。这种思维方法直接导致了如下两个结果，第一，它们在理论上彼此区别甚至对立，不能自圆其说，各自都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在经济危机的应对方面，它们各有自己的思路与对策，使经济实践变得无所适从，甚至出现了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其最终效果是：应对危机的措施花样翻新，代价过高，经济危机却依然故我。 其实，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因其内在矛盾激化而出现的恶化状态。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非通常状态，是经济系统内在矛盾的激化状态。说它是一种市场经济运行状态，是指它并非瞬间爆发就立即结束，而是要经历一个过程，处于某种状态，这种状态与非危机时期的常态有所不同，它标志着市场经济运行的恶化（而非只是经济指标的恶化），就如人一样，如果生病，其健康就面临危机，只有疾病痊愈才会恢复。说它是一种经济矛盾的激化状态，是指并非任何程度的经济矛盾都会表现为经济危机，只有当经济矛盾难以借助市场力量来顺利解决时才会转变为危机。 如此理解的经济危机，第一，意味着它具有整体性。这就是说，首先，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非通常状态，是所有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并不一定会因为任何单一的技术性因素或者经济资源的变化而爆发，如在当代工业化条件下，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几乎总是相对过剩，但经济危机却并未随时出现。其次，经济危机是各种经济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各种经济因素的运转都是由人来推动和实现的，因而，经济危机总是与人的经济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无论何种市场经济运行状态（不论是常态还是非常态），都是由人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因此，经济危机这一客观的经济运行状态必定有人的主观因素的参与。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独立的经济主体的行为都是理性的，都追求经由其理性权衡过的经济目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谁都未曾预料到的，他们的行为共同造成了非理性的后果，使市场经济的运行陷入了非常态，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见，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问题就出在单个主体的经济行为上，出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准确地说，是出在彼此对待的态度上。 第二，经济危机是经济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经济危机的发生虽然是难以预测的，具有突发性，但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在市场经济的常态运行中孕育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各种经济因素和经济活动主体所构成的整体，是在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中维持和发展的。其中的各种经济因素和经济活动主体必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出现不同的经济矛盾。这些经济矛盾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如影随形，存在于常态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往往被经济活动主体所轻视甚至忽略，表现得较为温和，且因为市场本身具有调和经济矛盾的一定能力而不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的继续运行。可是，市场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且市场调和经济矛盾并不是消除矛盾，而是在积累矛盾、深化矛盾。当经济矛盾突破一定的“度”，而市场机制对这些经济矛盾的应对又变得无能为力时，经济矛盾就会由潜伏状态走向公开对立，由可以调和变得不可调和。于是，市场经济的运行也就由常态转变成非常态，进入危机阶段。 第三，经济危机可能会转化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仅就整个市场经济而言是如此，而且就社会生活而言也是这样。这表明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之间，或者说，经济矛盾的激化状态与社会矛盾的激化状态之间存在着某种事实上的关联，经济危机可能会引发人们践踏道德和法律的越轨行为，使人们丧失社会认同，甚至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这种可能性是否会转化为现实性，其前提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是否在经济危机时期走向了对立并被人们所明确意识到，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经济矛盾是否转换成了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是否演化成了人们之间争取生存条件的斗争。这就是说，“只要要求和意图的不可调和性尚未被社会参与者所意识到，冲突就是潜在的。……只要人们意识到那种不可调和性，冲突就会表现出来：不可调和的意图就会被认为是对抗的利益”[1](P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