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72（2011）04－0005－05 一、后现代生活与价值定向危机 随着后现代生活的来临，人们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感渐趋衰落，道德虚无主义泛滥，信仰危机和道德精神失落，道德生活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这些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当代社会道德滑坡的现状，不仅表现在家庭生活中的道德约束力的弱化，如离婚率的上升、性关系的紊乱、一夜情的频发，还更多地表现在职业生涯中如敬业精神的淡化、职业理想虚化以及全球性的公共道德的普遍失落等。究其原因，可能与各种新的科技手段如媒体、通讯、交通等导致的责任扩散有关；也可能由于瞬息万变的生活、朝生暮死的职业，导致人们对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动摇，从而使人们仅仅关注“当下”的瞬间。后现代生活对道德基础和本质的解构，不仅导致人们道德精神危机的出现，也致使外在规范的力量日趋弱化。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价值定向危机的蔓延。 所谓价值定向，就是人们将自己的行为置于特定的价值体系中，以判定其行为的合理性。历史上，人们总是依据传统和经验来定向，把某种理想人格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并借以评判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范围通常比较狭窄，交往对象大多局限在固定的熟人圈子。每个交往的熟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一面镜子，映照出自己的品德面孔和人格优劣。这种“镜像效应”敦促个人重视自身的品德和形象，联想到自己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使命，时时唤起对“做人”的高度自觉。通过不断检点自己的言谈举止，加强自我涵养和自我调节功夫，做到“择其善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个人观念和行为能否与他人和社会取得一致，是否遵循共同体的世俗道德准则，成为衡量个人品德修养的主要价值坐标。个人必须具备稳定的德性、良好的人格和行为自律能力，才能在现实生活中生存和立足。由于以往个人对自身行为的调节主要依靠感性经验所积累的道德常识，尚未上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同时，个人对品德修养之重要性的认知也主要限于私人生活，无法超越世俗生活的基本要求，所以很难形成整体思维和长远眼光，也导致修养本身无法克服的被动性或局限性。 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定向发生了根本变化，未来定向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所谓未来定向，即个人适应社会剧烈变迁的需要，把提升能力、获得智慧和事业成功作为努力的根本方向。在由大量陌生人构成的现代社会，个人的德性和良知依然重要，但已很难再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有学者所说，在瞬间性的人际交往中，人们仅仅注意你是否诚实守信，是否遵循共同制定的规则、制度、条约、守则等，以实现各自顺利“做事”的愿望。[1]340以往“做人”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仅仅是作为底线伦理而被人把握。即使继承以往个体品德修养的有益经验，如注重个人的自我德性涵养，强化自我监督和自我激励，提高个体道德行为的认知和选择能力等，也必须被纳入个人生活和交往实践中，作为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必备要素才能发挥作用。以往闭门思过式的道德修养模式显然失去了适生价值。在多元价值观念充斥、大量偶发的不确定的因素并存、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社会，探求个人德性修养和责任感建构的现实意义，必须把握时代特征与个人修养的最佳结合点。通过社会实践和广泛的交往获取知识，在比较中发现不足而后改进，将道德生活经验转化为社会需要的道德素质。 道德虽然无形但却有用，它是构成人类本质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当今各种虚无主义、非道德主义的泛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个人道德定向危机的必然产物。当人们仅仅关注当下的现实，尤其是把物质利益原则置于个人生活的首位，每天为了生存而奔波忙碌，像小蜜蜂一样地勤勤恳恳地采蜜，却无暇顾及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曾经受人虔诚敬仰的传统经典，如今已不再是个体精神的内在支撑，而是被裹挟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中，成为人们心灵的鸡汤。传统文化能够满足精神的暂时饥渴，当人们饱餐之后剩下的只有残羹冷炙。当个人的道德选择交给市场后，人们精神生活的历史传承性便荡然无存。由于支撑个体精神的基石已崩溃，个性德性和人格提升便遭受冷遇，人们的远大理想已不存在，这些都加剧了人们的道德价值定向危机。当今出现的各种精神问题如自杀、抑郁、暴躁、性游戏、网络沉迷等，乃至各种反社会现象的发生，归根到底都是定向危机的必然结果。 瑞士思想家汉斯·昆（Hans Kung）说：“一种定向危机正在蔓延着，狭义上来说，许多年轻人的失意、恐惧、吸毒瘾、酒精中毒、艾滋病、犯罪行为与这种定向危机有关；从广义角度来看，政界、经济界、工会及社会上的最新的丑闻也与这种定向危机有关。”[2]12当今的青少年受传统道德影响较小，其道德定向自然与上一代不同。只有现代社会的中年和老年人，背负着深厚的传统而又反传统，生活在道德断裂的夹缝中，因而备感生活的无奈和痛苦。“对现代个体而言，自身成了一切内在经验的所在和焦点，然而因边缘的小接触而成碎片的环境，则失去其轮廓及其绝大部分确定意义的权威。”[3]145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自我生存和为社会尽责任，乃是道德生活中不同的两极。如今对社会的责任感在消失，个人只有退回到自我生存的小圈子，呼唤并探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后现代文化的出现，既是对这种现状的无奈，又是对重新定向的呐喊。但作为“另类的”后现代文化，并没有找到人类精神的定向标准。人类生活的航船搁浅在后现代阶段。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无法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也无法找到快乐和幸福所在。 当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又成为个体价值定向危机的帮凶。当代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孤独、冷漠、疏离，作为现代社会的常见疾病，乃是因为网络和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日常生活的“图像化”趋势所致。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通过研究认为，“电子城市”（teletcity）的发展造成人与人之间某种程度的“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其原因主要在于，“关注图像会阻碍而不是推动对知识的理解”[4]223。人们通过各种媒体观看饥荒、大规模的死亡和完全绝望的恐怖画面，对痛苦形成的只是间接体验。间接体验只能产生间接反应。它犹如所有的传统事物，一旦“融入世俗的日常生活”，就失去了所有的震撼力。[4]222-223按照鲍曼的理解，人类心灵反复不断地受到电视画面的冲击，多次的冲击和震撼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对灾难的感受能力逐渐降低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现实社区（real community）不同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进入人的视野。虚拟社区体现为参与主体多样化，参与者彼此平等和自由出入，不论双方的年龄、性别、地位、职业等有何种差异，彼此之间能够实现跨时空的人际互动，通过平等交流形成共同价值观和归属感。由于网民行为有较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在网上聊天、举办沙龙和BBS等，无法实现现场监管和行为控制，个人行为是否遵守道德完全依靠自律，这就形成了公共生活中的巨大盲区。层出不穷的网络不道德行为、违法行为的产生，强劲地挑战着世俗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网络空间存在的道德盲点，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亟需作为社会公德关注和评价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