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曾经发现，黑格尔的思想缺乏道德。他的这一发现被当作了对黑格尔思想的一个著名的指责，为许多哲学家所认同。意大利著名黑格尔专家洛苏尔多对这一貌似有理实为肤浅的看法做出了有力的驳斥。① 准确地说，黑格尔的思想并非缺乏道德，而是在他看来启蒙之后所出现的现代问题，并不能诉诸道德，而只能优先诉诸政治来解决。因此，青年黑格尔就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从道德立论来解决政治问题的康德、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同样陷入了启蒙哲学“教化”的“伪善”之中，因为“绝对应该”的道德义务仅仅是一种单纯主观的善良意志，而对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伦理”所产生的“恐怖”的政治现实无能为力。 黑格尔的哲学表面看来是纯粹思辨的“逻辑学”，但其实质是借助于逻各斯（绝对理念）内在的生命力量之外化（体现为“历史的表演”）来诠释或理解人类生活样态的结构演变，其目的是考察逻各斯内见于心（意识、精神）、外示于行（政治、伦理）的伦理秩序的生成演变。因此，我更愿意把这种哲学理解为一种广义的实践哲学：伦理实存论（Sittenexistentialismus）。 这样的实践哲学决定了黑格尔不可能是一个康德式的标准的道德哲学家，但他必然会有系统的伦理思想，尽管这种伦理思想是古典意义上以“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古典政治哲学的课题，在于诠释和理解逻各斯作为自然秩序如何通过人类的智慧生成为人类公共生活的城邦秩序。只是黑格尔认为，这种“生成”一定是一个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漫长过程，其中必然包含相互消长、否定和异化，而克服其异化的力量，不在外部，而在绝对理念自身的伦理性。 因此，与康德为“绝对应该”的纯粹义务奠基不同，黑格尔的伦理学要解决的是绝对伦理理念在不同生活样态中的“现实性”。不从伦理理念的现实化这一实践哲学的立场去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我们就既不能理解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也不能理解其《哲学百科全书》和《历史哲学》。而奠定这些成熟时期著作基本思路和论证框架的，是黑格尔的一本早期著作《伦理体系》（System der Sittlichkeit）。 《伦理体系》这部不到100页的手稿发现得相当晚，首次整理出来收集在拉松（Georg Lasson）版的《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415—499页）中，时间是在1913年。尽管学界对于它的写作时间，曾有很大争议，但现在基本认同是在1802/03年。与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其他体系构想② 相比，这部手稿更显示出黑格尔一个较为成熟的“体系构想”。 我国学界最早对这一著作有所研究的学者是张颐先生。在他1921年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黑格尔伦理学说的发展、意义和局限》中，对《伦理体系》做了评述，这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也是属于最早的。他的论文得到国际黑格尔专家的承认和高度评价。③ 由于我国现在的学者很少有人读过张颐先生的这本书，也由于我国学界缺乏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系统研究，所以，现在虽然有些大型哲学史书中提到了黑格尔的《伦理体系》，但对它的评价几乎不得要领；或者有些人从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这本书知道了黑格尔的《伦理体系》，于是也就仅仅从“承认理论”来论说《伦理体系》。 当然，霍耐特从“承认理论”来解读《伦理体系》，反映了德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解读框架，④ 这一解读原则可以上推到科耶夫等左派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本文所要证明的是，仅仅从“承认理论”既不能把握黑格尔《伦理体系》在解决现代社会危机上的独特视野，也不能从整体上理解黑格尔实践哲学化解现代问题的方法。因此，本文将从回应西方主流的“承认理论”解读框架入手，阐明黑格尔《伦理体系》所要展开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康德后期伦理学留下的课题，即，如何从伦理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伦理的共同体状态。 一、《伦理体系》为何不能单从“承认理论”来解读？ “承认理论”是一种主体性理论，即把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视为所有社会形式的有机凝聚力量和伦理形式。霍耐特说：“对黑格尔而言，一种社会的伦理关系是某种实践的主体间性之形式的表达，通过承认运动才能保障这些形式中的一致互补并因此保障了相互对立的主体之间必然的相契与共性。”⑤ 单纯从黑格尔的社会伦理关系这一“存在者”层面上说，这种阐释当然是不错的，无疑是对黑格尔伦理概念的一种得体的阐释。但是，对于黑格尔的哲学，我们至少应该看到两点：一是他的伦理关系从来不只有单纯的主体间关系这一个层面，因为黑格尔所讲的“伦理”，实际上从来不像公共立法体系那样，被认为是“现有习俗”（Sitte）的表达，⑥ 而是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之现实化的伦理性（Sittlichkeit）。因此，“伦理”在黑格尔那里，起码有三个实存层面：a）精神，伦理是“精神”的表现形式，如同在古希腊那里，德性是灵魂的秩序一样；b）制度，伦理是精神的制度化，即实体化或客观化之表现；c）民族，民族是绝对理念之伦理性的“直观”。而承认理论只是从“社会层面”来解读黑格尔的伦理概念。二是要看到，黑格尔的哲学不仅不是一种主体性哲学，相反，他从一开始就认定了其哲学就是要同主体哲学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