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众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评价的实证分析报告

作 者:

作者简介:
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研究”课题组(湖南长沙 410083)。

原文出处:
道德与文明

内容提要: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目前关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总结中提炼出忠、孝、和、礼、义、仁、恕、廉、耻、智、节、谦、诚十三项指标。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情况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多阶段分层配额电话调查。通过对调查情况综合分析表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当前社会的践行基本情况良好,公民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的孝、智、和的践行评价最高,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的耻和廉的践行情况评价较差。公民认为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的孝、诚、和、廉是最为重要的维度。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状况评价因职业、文化程度、性别的不同而不同,同时一定程度上受到城乡和政治面貌因素的影响。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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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3-0133-09

      中国道德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和演进,形成了名目繁多、内涵丰富的道德规范或德目。早在商代,就提出了“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个规范。春秋时期,孔子提倡仁、孝、悌、忠、信等道德规范。《管子·牧民》篇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战国时期,孟子上继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说,并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原则。汉代的董仲舒则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宋元时期,在管子的礼、义、廉、耻“四维”上,加之孝、悌、忠、信形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

      现当代学者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进行了总结和发挥,本课题基于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中国道德文化的核心理念操作化为忠、孝、和、礼、义、仁、恕、廉、耻、智、节、谦、诚十三个维度。

      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当代中国社会仍具有深刻影响,它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宏大的道德理念。近百年来,现代伦理文化因为缺乏与传统理念的和谐对接而引发了一系列道德冲突。当下,全面重建新时代道德文化、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道德人才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课题。那么复兴中国道德文化之传统理念,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无疑是一条必由之路。本文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的电话调查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现代社会践行的基本情况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当前社会的有效践行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在问卷设计上,为了解公众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情况,问卷紧紧围绕十三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进行主体设计,对列出的十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及其总体践行状况进行打分:最高分为10分,最低分0分,分数越高,代表对此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状况评价越好。同时,为了解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各个维度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让被访者列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

      在问卷的设计中,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当前社会实际践行情况的测量,综合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您觉得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上在当前实行状况可以打几分”(下称A题);二是“下面的十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请您根据现实社会中实行状况的好坏打一个分数,最高分为10分,最低分为0分”(下称B题)。A题是被访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对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整体践行情况打分,而B题是被访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对于每项道德传统理念的打分。那么,我们的调查数据是否可信?对此,我们将上述两个不同问法题目的得分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出两道题目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709,对应概率P值接近于0,两种方式的打分呈高度正向相关,显示了调查数据的可信度。考虑到上述两个题目问法的差异,A题是直接针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的总体状况,而B题通过对十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询问间接获取总体情况的得分,因此我们将A题得分的权重赋为2,将B题得分的平均分权重赋为1,最后将二者相加,由此得到被访者对于传统理念的实际评价得分,并将此变量命名为“践行总体评价”。

      基于此,我们建立研究假设: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评价因公民个人的性别、城乡、地区、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水平、政治面貌及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为比较不同特征群体在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和认知上的差异,在问卷中添加了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居住地、政治面貌、性别、家庭月收入的问题,试图探讨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的影响因素。问卷中对于年龄的测量设置了“16~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和“60岁以上”五个阶段。在数据处理时,参考五个年龄段对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评分情况,将“31~40岁”和“41~50岁”合并为中年人,将“51~60岁”和“60岁以上”合并为中老年人,由此年龄变量的取值分为3个等级(“16~30岁”、“31~50岁”、“50岁以上”)。问卷中的职业变量共列出了十三个类别,具体是:①公务员(党政人大、政协机关及其所属机构的工作人员);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科教文卫及其所属机构的工作人员);③私营企业主;④企业管理人员(企业的总经理、部门经理或负责人等);⑤公司、企业一般员工(办公室文员、推销员、接待员、话务员等);⑥个体工商户;⑦专业技术人员(律师、教师、会计师、工程师、医生、记者等);⑧商业服务人员(营业员、保安、厨师、出租车司机、理发师、美容师、导游等);⑨产业工人(制造业、建筑业等一般工人,例如建筑工、电工、机修工、装配工、搬运工等);⑩农民;(11)自由职业者(演员、画家、自由撰稿人等);(12)学生;(13)失业、无职业人员。数据分析时,为了解各从业领域人群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情况,将上述十三个职业类别合并为“仕、农、工、商、学”五大类。将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军人归类为“仕”;将企业管理人员、企业一般员工、专业技术人员、产业人员划归到工人大类中。同时,自由职业者所从事的职业类别比较宽泛,其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总体评价得分和企业的管理人员得分最为接近(自由职业者比企业管理人员的得分低0.03分),因此将问卷中的自由职业者归为“工”;对于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商业的服务人员自然归为“商”。

      在调查方式的选择上,本次调查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利用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CATI)完成问卷的填答。对于电话号码的选取采用计算机随机生成的方式产生。在调查对象的抽取上,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抽样过程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全国按照地区(东北、东部、中部、西部)配额,每个地区随机抽取1-2个省(包括直辖市)作为一级样本(东北地区抽取1个省,其他地区抽取2个省),抽到的这八个省和直辖市是北京、辽宁、江苏、广东、河南、湖南、四川、陕西。第二阶段:从抽中的8个省(包括直辖市)中再分别抽取2个地级市,作为二级样本框,至此共产生15个地级市(按照所抽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比来确定每个城市的样本配额),产生的城市及人数如下:北京(69)、沈阳(100)、大连(78)、徐州(145)、南京(167)、广州(218)、汕头(140)、郑州(191)、信阳(165)、长株潭城市群(190)、郴州(64)、成都(217)、宜宾(101)、西安(101)、宝鸡(45)。第三阶段:从每个抽中的地级市(长株潭城市群除外)中抽取2个区县作为三级样本框,至此共产生28个区县和长株潭地区(具体区县在此不做赘述)。第四阶段:从电信部门获知每个区县电话号码的区号和局号,据此通过计算机随机生成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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