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1)03-0072-06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于荣辱观念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做了深刻的、多方位的伦理思考，主要包括荣辱的人性根源、荣辱与德性的关系、荣辱与经济的关系、荣辱与教育的关系、荣与辱的关系等。主导的、带有倾向性的观念主要有，“好荣恶辱”是人内在的自然性情，德性是荣辱评价的内在基础，言行是荣辱评价的外在根据，教育是“衣食足”与“知荣辱”的必要中介，同时还要注重探讨荣与辱的内在关联，以求“辩乎荣辱之竟”。 一、荣辱与人性：“好荣恶辱”是人的自然性情 追求荣誉、避免耻辱是人的自然性情，是人之常情。在权力、财富、才智、道德、声誉等方面达到理想的高度，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赞许，是人生追求的重要目；同时，人们又在尽力避免被否定、被责备、被羞辱的境地。 儒家对于人的“好荣恶辱”本性表示高度的认同。一方面，关于对荣誉的追求，《左传》里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衰，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人们希望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追求不朽的声誉。孔子认为人都希望有好的名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关于避免耻辱，儒家强调“愧耻”、“有耻”、“羞恶之心”，重在通过发掘、培育人的知耻之心，以达到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尚书》里讲，“其心愧耻，若挞于市”（《尚书·说命下》）孟子认为，人都有“羞恶之心”，这是一种人性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外部力量强加于人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追求荣誉、避免耻辱是人的自然性情在荀子那里被表述为“好荣恶辱”，荀子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他认为：“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小人则日徼其所恶。”（《荀子·儒效》） 法家深谙人的“求荣避辱”的本性，强调把明确的、严格的赏罚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和统御人才的工具。“求荣避辱”的本性来自人的自利本能，如造车的人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人盼望人夭亡，父母“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韩非子·六反》），无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算计。李泽厚对此评论说，韩非主张的是一种极端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韩非把一切都浸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的计量中，把社会的一切秩序、价值、关系，人们的一切行为、思想、观念以至情感本身，都还原为归结为冷酷的个人利害。它成了衡量、考察、估计一切的尺度标准。”①关于人的“求荣避辱”的本性，商鞅作这样的描述：“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商君书·算也》）。商鞅还说：“民之生，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也》）。商鞅主张，“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商君书·君臣》）韩非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韩非子·八经》） 道家并不完全否认人具有“好荣恶辱”的本性，也在讲避辱，如“知足不辱”（《道德经·四十四章》）。但是，总体上说，道家并不看重、不强调这种本性。根据张岱年的观点，道家的人性论是一种“无善无恶论”，或者说是一种“性超善恶论”，“道家只教人顺性自然，无知无识的生活下去。”②道家认为儒家的荣辱观念已经走上邪路，是舍本求末。人应该顺应“道”的要求，自然无为，守辱处下，不慕虚荣，不争虚名，超越世俗的荣辱观念，保全生命才是人生的根本。 《吕氏春秋》认为“欲荣而恶辱”是人的性情。“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吕氏春秋·适音》）。“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吕氏春秋·适音》） 二、荣辱与德性：仁义是荣辱评价的德性基础 “好荣恶辱”的人性只是人的自然倾向，是一种可能性。在儒家看来，实现这一可能性的基础是德性，德性是荣辱评价的基础，而人的最基本的德性就是仁义。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孟子说，“仁者荣，不仁者辱。”（《孟子·公孙丑上》） 荣辱评价既包括来自外部的组织、他人的评价，也包括来自个人内心的自省式的道德评价，二者之中，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是荣辱评价的根本和主导。荀子认为荣辱有“两端”，即荣辱可以分为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内在的荣辱即“义荣”、“义辱”，外在的荣辱即“势荣”、“势辱”。他说：“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志意惰，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孰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荣。流淫污侵，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藉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辱”（《荀子·正论》）荀子主张做君子就要追求“义荣”，注重自身内在的意志、品德和智慧；同时不能有“义辱”，不能贪婪、淫邪、无礼、傲慢。“势荣”是指来自外部的功名利禄，“势辱”是指外在力量对于个人的身心打击。“义荣”、“义辱”完全可以由个人的修养和意志所能把握和决定，而“势荣”、“势辱”不是完全由个人的修养和意志所能把握和决定的。君子应当以“义荣”为荣，以“义辱”为耻；而不必以“势荣”为荣，以“势辱”为耻。正因为此，“义荣”、“义辱”应当作为个人进行自我荣辱评价的德性基础。对人的荣辱评价不能根据外在的“势荣”、“势辱”，而应根据内在的“义荣”、“义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