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3-0014-04 “人猿相揖别”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开始一步步地脱离自然、走向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文明。文明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它产生于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因为现存的自然并不直接满足人，人的生存离不开对现存自然的改变。人与自然的矛盾既是文明的催化剂，同时也是推动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 时至今日，人类已经经历了三大文明形态：原始文明形态——采集、渔猎文明；次生文明形态——农业文明；继生文明形态——工业文明。[1](P24)与此相应，人和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每一阶段均有其特殊的新质。正如恩格斯对自由所作的界定那样：“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P672)显然，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也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史，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人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活动不断深化，也积淀了不同类型的人格模式。 一、原始文明的“族群人格”模式 人类从自然分化出来以后，经历了几百万年的原始社会，通常把这一阶段的人类文明称为原始文明或渔猎文明。 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精神生产能力都非常低下。在物质生产方面，人类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是采集和渔猎。采集是向自然索取现成的植物性食物，运用自身的四肢和感官。渔猎则是向自然索取现成的动物性食物，这种活动比采集更为困难复杂，单靠人体自身的器官难以胜任，必须更多地制造和运用体外工具（首先是作为运动器官延伸的体外工具）。这两种活动都是直接利用自然物作为人的生活资料。尽管生产能力低下，但是为了维持自身生存，人类已经开始推动自然的人化过程，其代表性成果便是人工取火。“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3](P112) 在精神生产方面，人类最主要的精神活动是原始宗教活动。原始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其表现形式为万物有灵论、巫术、图腾崇拜等，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自然神的崇拜。这种崇拜体现在原始人于自然界之外构想了一个超自然世界，并且认为自然界的秩序来自超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安排，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河土地、凶禽猛兽等自然事物和现象均为超自然神灵的体现。他们将自然力视为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采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 正是因为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生产力低下，自然作为一股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类对立，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动物一样屈从自然的权力。单个人无法从自然界获取自己需要的食物，无法抵御自然的灾害和野兽的侵害，因此，人们只能像动物一样聚集群居。这样一来，“个体只是氏族群体中的一个无独立性的‘粒子’，是‘无向度’的人，个体同群体分开是不可想象的，个体与祖先分开也是不可想象的……离开族群，人就不能战胜时时威胁人的生命的自然界，不能摆脱自然环境对生命活动的天然束缚，同时人离开族群，人也就没有归属，没有资格，乃至没有作为人的本性规定”[4](P55)。这种没有“作为人的本性规定”的原始族群仅仅具有“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5](P35)，我们将这种人格模式称为“族群人格”。 族群人格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度的依赖性。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过度依赖、过分崇拜与无限敬畏，自身的主体性意识尚未觉醒，主观能动性受限，因此他们对自然的态度主要是敬畏。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他们无能力区别人与自然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自我、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无独立的意识和独立的个性，所以还谈不上有个人独立的人格。 这种族群人格，体现的是人类初级社会的人格形态，也可以说是人格的最初形态。由于这种初级性，一方面使得人与自然保持最基本的初级和谐，表现出社会的无主体意识的高聚合性；但另一方面，它又束缚和压抑了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独立性，使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缺乏自我的人格意识和自为选择的能力，没有独立的人格向度。因此，这种族群人格将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被扬弃。 二、农业文明的“依附型人格”模式 农业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出现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农业文明使自然界的人化过程进一步发展，这时期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现成食物，而是通过创造适当的条件，使自己所需要的植物和动物得到生长和繁衍，并且改变其某些属性和习性。 马克思将农业文明称为“本来意义上的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都是先进的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初期，这些地方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推动了科学文化的繁荣，推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但是后来，它们中间有的中断，有的被沙漠吞噬，有的遗留荒野。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外族入侵、内部战乱、统治腐化等，但究其根本原因却是“生态灾难”，由于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突破了自然的承载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导致了自然环境恶化，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衰落或毁灭。恩格斯对此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文明是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6](P331)这就是说，农业文明的生态灾难根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在这一对抗中，人类从由对自然的敬畏和依顺发展为对自然的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