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695(2011)02-0001-07 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导致世界文化的全球性冲突的同时，也导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是在这种世界性的经济和文化态势中展开并进入新纪元的。这种世界性的经济和文化态势，必将同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一起，直接制约和影响21世纪的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而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估量并因势利导地利用这种制约和影响作用。 一方面，当西方文化凭借资本的扩张和侵略本能，假以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嚣张，迅速向世界各个角落拓展的时候，世界范围的文化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之初，中外文化的冲突便立即在从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到政治信仰、法律制度、管理理念等各个层面上展开了。另一方面，如同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一样，世界范围的文化冲突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在引发文化震惊的同时正在造就着各种类型的边际文化。经济全球化带动的世界性的文化冲突，正预示着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综合时代的来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世界宗教议会的《普世伦理宣言》，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呼声等等，都可以看成是世界性的文化综合时代的前兆。正如西方有识之士所看到的：“中美两种制度的摩擦和融合将催生新的产物：一种在个人和共同利益、当前性和长久性之间达成平衡的管理哲学；一种减少民众的无限欲望，同时又不会扼杀个人追求的体制。”[1]当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远比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交流和协作要困难。但是，异中求同、取长补短、创新发展，乃是一切文化类型的进步规律，也是一切文化类型的生命力的源泉。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展望21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趋向。 一 首先，21世纪的中国伦理学将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性的文化冲突为宏观背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为直接依据，始终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原则。 任何一种堪称高瞻远瞩的学术理论，都必须以其宏大的学术理论视野为基础和前提。这种宏大的学术理论视野，不仅要求共时态的广泛概括，而且要求历时态的纵深透视。据此推断，21世纪的中国伦理学只有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性的文化冲突为横坐标，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纵坐标，才有可能充分而恰当地揭示其应有的学术内涵和理论范式，从而成为一种高瞻远瞩的学术理论体系。 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性的文化冲突为横坐标，实现共时态的广泛概括，旨在从横向上保障21世纪中国伦理学的普遍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品格。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89,274,277这虽说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论断，但对于当今时代依然有效，因为当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尽管有其不同于以往的诸多特征，但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半世纪前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延续。 现实表明，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程度，不仅直接影响着各个国家、民族的经济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进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权利、义务的规定和履行。尽管全球化进程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反全球化进程的纠缠，诸如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宗教认同的强化，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说：“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中间实体，民族国家失去了过去完全控制的能力。它们的主权局限于地域之内，但却不得不对付许多超越本国的全球化了的问题……民族国家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型了，它成了国家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立于这个国家网络之外，即使强大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这样的问题上，都同样需要寻求国家间的合作。”他还特别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在全球化过程的内部”。[3]这就是说，在当今时代，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民族，甚至没有哪个人，能够超然于全球化进程之外，能够绝对排斥经济全球化及其裹挟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影响。 例如，2005年2月22日的《参考消息》转载《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题为《中国商业习惯渗入日本》的报道称：“去年（2004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仅中国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拥入日本，就连中国的商业习惯和经营手法也开始向日本渗透。说不定，这将成为日本对传统商业习惯和企业经营进行大胆变革的契机。” 由此可见，在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面前，人们似乎确实有“被”全球化的感觉。但人们还是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即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最适合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应对方式。这种选择正是主体性、能动性等等人的本质特征的显现，这种选择的自觉性和有效性则是人的自由——解放程度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