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人类时代的隐忧：道德的“绝望”或“希望” 生命伦理之为问题，和今天这个时代遇到的最为严峻的以基因干预技术为代表的生命科技现象密切相关。它前所未有地推进着某种关乎后人类时代人类生存的生命伦理之问题的“凸显”：我们如何为后人类时代的人类道德进行辩护。人们总是在对于时代的把握中，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制作、劳动和自由生命，从而理解人自身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命本质。生命有春华秋实，有潮起潮落，有春光明媚，也有阴雨绵绵，有生，有死，有永恒之向往，亦有大梦初醒之幻灭。生命的印迹、年轮都凝聚成为人类生命的时间性表出，犹如一支“时代精神”之歌谣，它的主旋律必定是人之生命的“此在”。然而，令我们必得深思的事情乃是：今天，人之生命的“这一”存在或“这一”规定，在他的生产、制作、技艺、道说、交往和劳动的自由生命之展现中，把人自身即人之生命作为对象。这是我们时代的“哲学”事件，其重要性超过了古希腊世界的“苏格拉底之死”和基督教世界的“耶稣之死”。它通过人类基因干预技术使人之生命的自由展现，呈现出一种至为深层的伦理悖论：那使生命成为自由的“人类的制作活动”开启了对“创制生命和表出时间”的自由生命的生产干预。 我对于这种技术运用所展开的伦理前景的第一反应，是想起了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吟唱：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最为愚笨的时代；这是一个明媚的岁月，又是一个黑暗的岁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纪元，也是令人绝望的纪元；这是一个一切都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时代，也是一切都向我们封闭的时代。① 狄更斯对时代的描述，用到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恐怕最贴切不过了。我们今天是在彼此对立的各种体验中感受或者经历着时代的技术革命及其所带来的伦理困惑和道德两难。人类的技术在今天展现了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们对于身外自然的控制，已经深入到物质粒子内部，例如科学家正在抓住“原子”为人所用；而我们对人自身自然的控制，亦深入到了人类基因图谱的详尽描绘，且表现出广阔的技术应用前景。但是，几乎与此同时，人们对现代技术的应用也持有很大的质疑：那些看上去具有美好前景的技术应用，是否意味着人类道德世界的“黑夜”之降临？技术上的“能做”是否经得起道德上的“应做”的推敲与质疑？为人类在疾病治疗、身体强化和生殖选择等方面带来福音的基因干预技术，是否同样在伦理关系、道德生活方面给我们带来某些难以应对的“干预”，或者毋宁是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上的“绝望”？ 问题的关键，仿佛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技术”和“伦理”如何关联的问题，或者“技术世界”与“伦理世界”如何建立联系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一层面的技术与伦理的关联，在具体方式上，是由人类基因干预的技术筹划所进入的生命伦理境域，它涉及人类基因干预技术在其世界展现或技术谋划中，如何进入或者如何应对源自人类生命本质或人类生命自由的伦理质询和伦理辩护，因而这个问题构成了当代道德论争和生命伦理学理论探讨的前沿问题。 那么，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海德格尔曾经说，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座架”，这种“座架”构成了现代人的基本生存规定。我们看到，技术已经主宰了整个世界，它规定了我们的生活轨迹和生活道路。有人曾经提出一种非常悲观的“三段论”式的预测推理： 大前提：“人类必然灭亡”（从一种绝对意义上，我们无法反驳这一论断）； 小前提：通过技术进步，延续人类生命并最终取代人类生命的是“克隆人”（对小前提的补充：通过技术进步，延续克隆人的生命并最终取代“克隆人”的是“克隆人”与“机器人”混合的“智能机器人”；如果从一种绝对意义上，我们亦无法对这一小前提给予有力的反驳）； 结论：机器人或者智能机器人最终会取代人类（这是许多科幻影片对人类提出的警告，同时又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且不会赞同的一个结论）。 人们或许会说，进行这种推理的人一定是“科幻电影看得太多了”。但在我看来，这一危言耸听的推论，尽管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但它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忧：即技术对人类文明以及对人之生命的控制，可能会出现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绝对”后果：它可能会使我们面临不可预料的“伦理灾难”。我们当然不愿意把事情想“绝对”；但是，现代技术至少在“人类基因干预技术”这一范例中，已经展露出通过技术的应用进行“克隆人”、“强化人”或“干预人之自然生命过程”的“绝对可能”。于是，机器时代的逻辑中，隐匿着“机器人”统治的幽暗身影。 人类的前景果真如此，在后人类时代，人类的道德前景和道德希望究竟是怎样的？这样的问题看似非常遥远，但理论上我们则不能回避。科学技术的发展起源于对自然的控制，人控制自然的能力在今天，尤其在生命科学领域越来越大，已经进入到了基因层面的控制。我们今天开始接近于要思考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全新的人类境遇。这个境遇就是：人用来控制外部自然的力量已经反过来开始控制我们自身。因此，围绕基因干预技术之应用的伦理讨论，不再限于针对技术层面的“能做”或“应做”；我们必须由此设想，在后人类时代的人类境遇中重新反思“人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人的本质，思考人的生命伦理之规定。即是说，生命伦理在当今技术所展现的后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必须面对如何为人类的“道德希望”进行辩护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