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体系的创建与覆灭

作 者:

作者简介:
武卉昕(1973-),女(蒙古族),黑龙江逊克人,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苏俄伦理学、苏联史研究。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理论探讨

内容提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俄罗斯伦理思想自成一派,在发展上直取宗教唯心主义的简单脉络。伦理思想与西方的非亲缘性、宗教伦理的本体性、伦理学研究的抽象性以及道德判断的非现实性等特点证明了俄罗斯伦理思想深厚的唯心主义根基和传统。伯恩斯坦及“伦理社会主义”的推行、“伦理神秘主义”特质和美学浪漫主义等因素是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而“哲学船事件”与俄罗斯伦理思想的分化、社会思潮的世俗化转向、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和社会达尔文思潮的影响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伦理唯心主义体系迅速走向衰微乃至覆灭。伴随着伦理唯心主义由盛至衰的另一线索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模式在俄罗斯的生成。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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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5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1)02-0066-04

      在俄罗斯伦理思想史上,“伦理唯心主义”无疑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理论体系。其基本路径是取道德主调,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基点,受道德激情所鼓舞,在认识论上笼统地坚持一种简单的道德决定论,即道德因素决定一切其他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所以,包纳其中的成分也来源甚广:既包括Н·А·别尔嘉耶夫、С·Н·布尔加科夫、托尔斯泰、舍斯托夫等宗教唯心主义的代表,又包括Е·В·罗伯蒂、М·В·别佐布拉佐娃、司徒卢威等一些俄国政治思想家及文集《路标》当中其他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在动荡中与各种社会思潮纠合、较力,勾勒出了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发展路线:从最初的简单拼凑到日渐轮廓分明,并从理论高地迅速走向衰微。伴随伦理学唯心主义由盛至衰过程的另一线索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模式在俄罗斯的生成。

      一、伦理思想的唯心主义根基

      不曾受古希腊和基督教文化蒙荫的特殊发展历史一方面造成了俄罗斯伦理思想较之西方的“浅薄”和“幼稚”,另一方面又成就了它特殊的文化气质:全部道德学说均与宗教平行发展并呈现出契合关系。从最初的“泛神论”衍生的“泛伦理观”到完整的伦理世界观的形成,从普通的祈祷者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索罗维约夫,从道德训诫到道德学说再到完整的道德理论体系,等等,全部生发于宗教土壤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对于从事伦理探索的大多数人而言,全部西方伦理学思潮和流派几乎都不曾耳闻,更奢论深入研究。俄罗斯伦理思想的发展自成一派,在发展上直取宗教唯心主义的简单脉络。用弗兰克的话来说:“宗教伦理在整体上是俄罗斯世界观和哲学思考的核心”[1]152,它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

      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对宗教框架下“绝对善”的探索。在俄罗斯思想家眼中,这个“绝对善”“既不是道德说教或道德要求的内容,也不是‘应然’或‘准则’,而是‘真理’,是世界的本质”[1]153。恶的判断建立在所谓自有的“敏感”的判断力上,而非出自对社会现实和历史过程的判断,完全属于一种“印象派”做法。

      所以,无论是伦理思想与西方的非亲缘性,还是宗教伦理的本体性,无论是“绝对善”的抽象性,还是道德判断的非现实性,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俄罗斯的伦理思想是有深厚的唯心主义根基和传统的。

      二、伦理唯心主义体系的特殊构成

      (一)伯恩斯坦及“伦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推行

      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伯恩斯坦因曾经信奉马克思主义而得到恩格斯的赏识。但1890年以后,伯恩斯坦在方法论上受康德的影响巨大,笃信并坚持新康德主义,“回到康德去”的主张被他运用到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证上,用康德的批判和怀疑精神提出并分析问题,指摘历史唯物主义的非科学性,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的全部理论,纵然是十分唯物主义的,到底也必然带有空论色彩”[2];同时用道德唯心史观去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具有明确的道德决定论色彩。伯恩斯坦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从物质到意识,又从意识到物质的一个封闭的循环,但并未实现理论突破,反而使理论世界观重新回到了头足倒置的原状。

      从哲学世界观上讲,伯恩斯坦的社会理论具有确定无疑的唯心主义性质,是对18世纪康德主义的复活。贯彻到伦理学领域则是用康德的道德自律学说来论证“伦理社会主义”。因而,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可看作是“伦理社会主义”的“典范”,“伦理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还有柯亨、沃尔伦德尔、那托尔普等人。德国是这一流派的肇始之地,随后迅速波及到奥地利、俄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受此影响,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哲学学说结合起来的伦理学研究范式:他们一方面批判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一方面又为科学社会主义打上自由意志的烙印,致使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前20年间出现了很多将这两种理论矛盾结合的理论著作,大学里也广泛开设有关德国形而上学理论的课程。基于先验论的认识论基础,在道德至上的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思路将“伦理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模式彻底定格,事实上确定了20世纪20年代之前伦理思潮较力之中的基调。

      (二)“伦理神秘主义”特质的学术功能

      “伦理神秘主义”发端于宗教神秘主义,但“神秘主义”在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当中具有特殊的指向,不同于一般宗教哲学的神秘性。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神秘主义”以超越理性的直觉和感悟作为自己世界观的表达模式,不是构建一个泾渭分明的“此岸—彼岸”世界,而是将目光聚焦在“神—人”之间。不但与上帝相随,又与活生生的人交汇;反过来,不但与客观世界的规律对决,对宗教必然亦持怀疑态度。所以,在俄罗斯,宗教神学的思维另辟逻辑蹊径,没有西方理性化的纯粹的宗教体验,没有严密的范畴概念蛰伏其中,也不是全然站在此岸世界中观望,而是落实在一种神秘的精神体验当中,用宗教哲学家自己的话来说:“神秘主义无法翻译成形而上学和神学语言系统……神秘主义总用体验的语言讲述”[3],是一种无法解释但又强大有力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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