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3-0073-08 全球正义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其中，全球气候变化、碳排放等生态议题持续升温，相比较主权、普遍人权等传统主题，尤其令人瞩目。在这方面，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两种对立的理论，即波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和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前者将地球比拟成一个宇宙飞船，飞船上的所有人都处于一个共同的生态环境之中，因此人们必须团结自救。而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则恰恰相反，给出一个极端悲惨的模型，其中富裕国家独自求生构成冷冰冰的无法逃避的结论。①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于救生艇理论的猛烈抨击构成讨论的主流。学者或者称救生艇理论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殖民主义”②，或者指责哈丁的理论实质是在为发达国家“继续半公开地或隐蔽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寻找借口。③还有的学者从空间的有限性角度出发，认为自由主义无法成立，如果在这种状况下仍然坚持自由主义，结果就必然违背公平。④总体来说，这些批判与辩护大抵停留在伦理层面，而对于哈丁理论的内部逻辑则较少涉及。笔者以为，伦理的批判必须建立在理论的逻辑基础之上，如果缺乏内在的逻辑推导，单纯的伦理批判将无法服人。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基本坚持哈丁的模型背景下，对于推理过程加以修正，从而给出一种更为乐观，也更符合现实的理论解释。同时，读者将会看到，本文虽未在基本伦理立场上做出断言式的论述，但事实上为各种针对救生艇理论的伦理批判提供了可用的工具。 一 从囚徒困境到救生艇：哈丁的逻辑概述 作为一个生态学者，哈丁以一个冷酷的马尔萨斯式的形象而著称。他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援助，质疑以解决世界粮食危机为宗旨而设立世界粮食银行的做法，反对发达国家从农业技术上援助经常发生饥荒的穷国的绿色革命，并且主张发达国家拒绝外来移民。所有这些看法，都在挑战人类固有的伦理观念，也因此遭受众多的质疑。但要看到，如此冷酷的主张，固然不乏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在形式上却是理论逻辑的结果。政治哲学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伦理批判的基础上，而应当深入探讨其内在的逻辑环节。因此，我们需要还原其理论的逻辑推演过程。撇开一些细节不论，这里我们需要把握从囚徒困境、公用地悲剧到救生艇这三个模型之间的转换。 我们从囚徒困境开始。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公司顾问艾伯特·塔克讲述了一个囚徒的故事，并给出形式化的表述，将它命名为“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则二人同样判监2年。在这种逻辑下，理性的囚徒将选择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它往往用来讨论信任与合作问题，同时也用来说明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⑤ 1968年，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用地悲剧》一文，提出“公用地悲剧”这个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应用广泛的模型。⑥他设想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理性的牧人都企图最大化其收益，为此，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我的牧场上再多养一头牲口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效用呢？”这里既包含正效用，也包含负效用。正效用是牧人增加一头牲口的收益。增加牲口导致过度放牧将带来损失，但由于过度放牧的后果是由所有牧人承担，该牧人所承担的负效用仅仅只是该损失的一小部分。两者相加，增加牲口的总效用永远是正数，因此，明智的做法是不断增加牲口。而其他的牧人也都这样想。这时悲剧发生了。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多养牲口，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过度放牧而导致所有人的毁灭。公用地的自由将毁灭所有人。 公用地悲剧是囚徒困境的扩展与延伸，两者都存在着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以至于每个人受损的情势。但该模型并非囚徒困境的简单翻版，而是在其中设置了一个关键变量——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这个概念在应用于公共资源方面比较妥切，这也是公用地悲剧模型得以广泛流行的缘故。但哈丁并不满足于此，他继续将公用地悲剧模型应用到全球环境、资源等问题，从而得出了反对国际援助的结论。这一次，与公用地悲剧一样，他也借助了譬喻，这就是救生艇。 在哈丁看来，世界生态环境中的各个国家如海洋上漂流的救生艇，其中富国类似于其装载人数远低于承载能力的救生艇，而穷国则类似于人口超出承载能力的救生艇或者掉落海上的求生者。穷人希望爬上富国救生艇，那富国救生艇上的人该怎么办？哈丁假定，一个救生艇能容纳50个人，最多再增加10人（不过增加人后，由于不再具备冗余承载能力，遇上天气不好或其他意外，就会发生安全事故）。当载有50人的救生艇看到了另外100人在海里挣扎并渴望进入救生艇时，艇上的人应当如何回应呢？ 哈丁设想了几种可能：第一，根据基督教义或者按需分配要求，让这100个人都进入救生艇。结局就是艇被淹没，所有人都将死去。彻底的正义意味着彻底的毁灭。第二，仅仅让10人进来，以最大限度地救人。不过一旦遇上意外很可能付出昂贵代价。况且还有这样的问题：让谁上来？如何面对被拒绝上艇的其他90人？第三，不让一个人上艇，这样才能保障艇上的人的安全。也许会有人对第三种做法有负罪感，他们认为见死不救是不正义的。对此，哈丁反驳说，如果你因为良心受谴责而想消除负罪感，办法就是自己跳下海，让出位置给别人。可是，爬上艇的人不会因此而有负罪感，如果他们真有负罪感就不会爬上艇。所以，救生艇的逻辑必然是消除了艇上人的负罪感。第三种选择是必然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