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5-0031-10 随着包括麦金泰尔在内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出现，谈论“现代道德论证”之失败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又加上后现代主义摧枯拉朽的“解构”，现代哲学及其精神乃至现代政治、伦理、宗教这些原来被视为“现代道德事业”之成就的一切，反倒在某些原来鼓吹现代性最力者那里，被视为被现代性“妖魔”玩弄的少女，恨不能马上将之作为“污水”倒掉。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似乎比谢林、黑格尔之前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意义上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的“新古典主义”，是否能真正找到现代性的解救之方，是非常可疑的。这样说，不意味着我们不承认现代性灾难深重，而是说，“灾难”之为“灾难”，一定是有价值的东西遭遇危机或毁灭，那么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在现代兴起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其正在遭遇危机或毁灭？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我们就会像某些看似激进的现代批判者那样，把几百年来人类为之奋斗、为之斗争、为之牺牲所追求的，我们大多数人今天在生活中依然享受其“福”的东西，不加分别地作为现代糟粕一起抛弃！ 要对“现代”作出一个完全公允的、“价值中立”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评价必然渗透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经验。就像从“文革”中走出来，亲眼目睹或亲身遭受过“文革”之灾难的人，即便我们现在的“世道”有再多的问题和危机，也不会为“文革”大唱赞歌，让我们回到“文革”时代一样。因此，我们应该慎重地对待这类“厚古薄今”的做法。在伦理学上，厚古薄今，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乎可以说是伦理学界最为流俗的做法。每当一个时代出现了风俗变迁，社会革命或思想激荡，“礼崩乐坏”的呼声就会如雷贯耳，这时，伦理学家往往都是“保守主义”者，像我们的孔圣那样，主张“克己复礼”、“吾从周”。西方圣哲也不例外，至少自从浪漫主义者为反叛“现代”而宣称回到中世纪的“田园牧歌”之后，宣称“回到古希腊”已经是一代又一代西方后生们的追求了。我们当然也要知道，这其中究竟有多少只不过是人类某种怀旧情怀或“姿态”而已。 说这些，不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情绪带到对现代性的评价上来，而是为了说明，我们对一个时代的评价渗透了我们的生存经验，但“哲学那么也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必须超越主观的情绪对时代有个客观的把握。“思想”如何能做到这一点？黑格尔不是诉诸形而上学，而是诉诸“精神现象学”，回到历史事件中去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构和行动原则。而精神结构和行动原则正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我们把握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构和行动原则，就可以说是把握了这个时代的伦理。这是我们评价和分析现代伦理事业的一个方法论原则。 本文侧重于从宗教，更准确地说是从基督教精神世俗化的角度分析现代伦理的精神结构及其与现代伦理危机的关系，因为现代性的兴起和危机都与基督教的世俗化具有直接关系，不从基督教的精神结构的现代转型入手，就无法谈论现代西方伦理之问题。 一、西方传统伦理的精神结构 为了能够理解宗教现代性与现代伦理事业的关系，我们首先应该回顾一下，西方传统伦理的精神结构与神话和宗教的关系。 西方伦理缘起于古希腊，而希腊伦理有前哲学伦理和哲学伦理之分。所谓前哲学伦理是指未经哲学审视过的生活风俗和观念，它们或者来源于神话，或者来源于诗人、贤人和自然哲学家的格言警句，总之，是传统的习俗构成生活和行为的基本价值[2]。古希腊的文化和习俗起源于神话，但无论如何，神话中的诸神并不直接构成其伦理的基础。因为这些神与人同形同性，与人一样妒忌、仇恨、骄奢淫逸、残暴冷酷，与人一样生儿育女，搞阴谋诡计，甚至无恶不作。但他们具有人所不具有的超人力量和不朽。试图把神话的神作为伦理的基础，这是赫西俄德迈出的关键一步。在《神谱》中他试图把作为诸神之王的宙斯改造成秩序、正义与和平之父，从而完成了把一个神话之神“作为一个伦理人格的演变”[3]。 因此，赫西俄德尽管与荷马一样创造了希腊文明的神，但比后者更进一步地以“神谱”的秩序来确立宇宙和伦理的价值秩序。但在随后的哲学化，特别是从爱奥尼亚派的自然哲学向雅典的哲学伦理学转变过程中，宇宙论秩序和精神（价值）秩序进一步分化开来。从苏格拉底，经由柏拉图一直到亚里士多德所最终形成的古希腊伦理学所实现的由前哲学伦理到哲学伦理的转变，实际上就是实现由宇宙论秩序（本体论）到灵魂（精神）秩序作为政治一伦理秩序之基础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完成，才能真正说，希腊人把哲学由“天上”（自然哲学家对于宇宙起源和统一性的思考）拉回到“地上”（城邦德性伦理）。 与神话学言说诸神之间的关系，自然哲学探讨宇宙的本原及其演化不一样，伦理学明显地是思考并建构“大地上”的伦理。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说，漫步于大地上的“不和女神”有善与恶两位厄里斯（Eris）：恶的厄里斯是在神与人之间挑起不和，而善的厄里斯则“扎根于大地”，对人类友善，让懒惰者勤劳，让邻里之间相互攀比，争相以劳动致富[4]。尽管细心的读者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现代的所谓“新教伦理”中，都可以发现这两个不和女神的“原型”，但“扎根于大地”的哲学伦理学则不仅仅是勤劳致富问题，最为根本的乃是反思何种生活是值得过的生活，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好生活”）是何种类型的生活，要靠什么来实现的问题。“幸福”之所以是“大地上”的伦理目标，因为它是通过人的行为（实践）所能实现的“好生活”（最高善）。它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由“政治学立法”所确定的“政制”来规定的“好的生活方式”和由人的德性所实现，由外在的各种善缘以及人的运气等各种要素所奠基的。而好的“政制”由什么来保证呢？亚里士多德接受了其老师柏拉图的由“灵魂秩序”来担保的观点。因为无论是幸福这一终极目标，还是好的政制这一城邦目标，都要靠人的“德性”来实现，而德性的好坏，依赖于人的灵魂秩序。但正是在人的灵魂秩序中，古希腊哲学出现了取代神话学地位的“神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