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乔纳森·海特的社会直觉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6-0052-06

      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1963-)①，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现为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道德和情绪，以及它们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变化。此外，他的研究还涉及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最近两三年，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上。所有这些研究课题，基本上都没有超出道德心理学的范畴，因此海特毋宁说是一位道德心理学家。海特认为，道德心理学的最重要问题中的两个是：1.道德信念和动机从何而来？2.道德判断是如何工作的？按照海特的意见，只要弄清了这两个问题，道德心理学的所有其他问题都会容易解决。而就这两个问题，海特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观点和论述，这套理论观点被海特自己命名为“社会直觉主义”(social intuitionism)。

      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道德心理学理论，海特的社会直觉主义不仅在道德心理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对于道德哲学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有密切关联。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海特及其理论有所引介②。但是，这些原本就很有限的引介工作，有的由于时间关系，没能吸纳海特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虽然较为新近，但在分析、评判上还存在拓展的空间。2008年海特（与F.Bjorklund）发表了两篇论文，详细阐述了社会直觉主义，并对学界的某些批评、质疑进行了回应；2010年海特（与S.Kesebir）又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对社会直觉主义又有所阐述，这些为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提供了便利。

      一、道德判断的工作模式

      在海特的理论中，道德来源论与道德判断工作模式论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不能截然分开，不过，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的延伸和深化，因此，不妨首先介绍其道德判断工作模式理论。这一模式叫做“社会直觉主义模式”（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简称SIM）。此模式直接展示的是单个判断者的道德直觉、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判断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了说明方便，海特在不同的文章里都使用了一个图示（如下）。

      

      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主义模式。只在由单个人出发的连线上做了编号，它们是：(1)直觉判断环节，(2)事后追加的推理环节，(3)说理性的说服环节，和(4)社会说服环节。另外两个环节据推想较少出现：(5)推理性的判断环节，和(6)个人的反思环节。图示与文字说明来源：Haidt,J.(2001).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Psychological Review,100,815.③

      连线1表示的是“直觉判断环节”。海特认为，我们一旦受到具有道德意义的诱发情境的刺激（比如看到某一暴力行为），就会立即产生评价性的直觉，这就是“道德直觉”。海特给道德直觉④下了一个定义：“有关人的性格或行动的评价性感觉（喜欢——不喜欢，好—坏）在意识当中或者意识边缘的突然呈现，而主体并没有察觉到经历了寻找、权衡证据或推导结论的步骤。”[1](188)而道德判断则是“批评或赞扬，包括对一个行动的正确或错误的信念的有意识的体验”[1](188)。海特认为，从道德直觉到道德判断，这一过程很像审美判断的形成，是“迅速的、轻松的和直觉式的”[1](188)。换句话说，人们一旦受到诱发情境的刺激，立刻会产生评价性的直觉（道德直觉），而这一直觉又随即转化为有意识的道德判断；无论是道德直觉的出现还是从道德直觉向道德判断的转化，都是迅速的、自发的，且不需要有意识的思考活动参与其中。

      连线2表示的是“事后追加的推理环节”。海特认为，在一定的诱发情境下，人们会直觉式地做出道德判断，而并不经过思虑、推论，但是当道德判断形成之后，人们可能会觉得需要对自己的道德判断加以论证，因此，是先有道德判断，后有道德推理，所以说道德推理是“事后追加的”(post hoc)。道德推理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精神活动，因而与直觉相比也是费力的、迟缓的。从道德推理的事后追加性质看，海特赞同休谟所说的“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连线3表示的是“说理性的说服环节”。这一环节发生在不同个体之间，而不是单个人之内。所谓说理性的说服(reasoned persuasion)，是指人们通过话语彼此进行的道德说服。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海特吸收了其他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语言、道德话语(moral discourse)的一些观点，认为道德话语的宗旨并不是探求真理，而是对别人的观念施加影响，向他人显示自己的正确性，以及在共同体之内达成道德共识（这种共识则有利于共同体内部的协调与合作）。此处海特提醒说，“说理性的说服”未必都是通过逻辑推理进行的，很多时候，其实是诉诸语词的情感力量来进行的。

      连线4表示的是“社会说服环节”。与说理性说服环节一样，社会说服环节也是发生在不同个体之间。二者的差别在于，说理性环节借助的工具是语言，而社会说服环节借助的则是语言之外的因素。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很容易接受来自他人的影响。比如，“人们会自动地、不知不觉地模仿和自己互动的同伴的姿势、言谈举止和面部表情，而这种模仿会使对方更加喜欢模仿者”[1](192)。这就是所谓的“变色龙效应”(chameleon effect)[2]。海特认为，这一心理特点在道德领域也有所表现，人们的道德心理很容易接受外界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被情境(situation)“说服”。“我们的道德判断受我们的‘乡邻’(parish)的信念的强烈影响，哪怕他们对自己的信念不谈什么理由。”[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