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12-0032-08 一些研究者曾把“意识”作为现象学哲学的重点，这当然是有其道理的，但有一点被忽略了：现象学对“意识”的研究，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与“价值”问题，即“道德意识”纠结在一起。因为如果不从人心的“偏爱”(vorziehen)和“偏恶”(nachsetzen)出发，就很难阐明“意识”的“意向性”，或者说，意识的“意向性”原初地就包含着“偏爱”或“偏恶”这种“价值”的“意向性”。 不管如何，自从1889年布伦塔诺发表《伦理认识的本源》(Vom Ursprung sittlicher Erkenntnis)开始，现象学哲学就与伦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本书影响了两个学派：一是以“价值哲学”著称的奥地利，“格拉茨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迈农(A.Meinong)和艾伦菲尔斯(Chr.V.Ehrenfels)；一是“现象学学派”，代表人物是胡塞尔、舍勒和尼古拉·哈特曼。这两个学派的特色都是把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或者说把价值哲学引入到伦理学。 整个20世纪的欧陆哲学实际上是现象学哲学的天下，但现象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它向“实存哲学”（海德格尔）和“解释学”的发展，使得其“存在论”遮蔽了“伦理学”。20世纪哲学大家当中很少有真正讨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名著，而舍勒和哈特曼是不可多得的例外。当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研究20世纪人类实际面临的伦理困境和哲学家的伦理著述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舍勒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①（以下简称《实质的价值伦理学》），是20世纪罕有的上接近代传统、下启现代新尚的伦理学重要著作，但对它的研究和评价却不尽人意。 主编《舍勒全集》（德文版）的德裔美国教授、著名的舍勒研究专家弗林斯(Manfred S.Frings)在论述舍勒这本著作的意义时曾说：“毫无疑问，这本书代表了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伦理学的主要成就，并且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一样，是哲学史上有关伦理学的最深刻、最广博以及最富于独创性的著作。”②但同时，他也深感遗憾地指出：“在美国，《实质的价值伦理学》这部作为伦理学的一次重大突破的著作，其重要意义和独创性至今尚未被普遍承认”③。 而这种缺憾也是我们中国的舍勒研究者所深切感受得到的。尽管舍勒的这部著作译成中文出版已有多年，但像样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并不多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背离的现象？是舍勒伦理学的现象学背景之艰深妨碍了人们对它的接受，还是这种伦理学对现代伦理危机的克服并没有成功，从而并不具有多么重要的历史地位？ 这种怀疑应该说和我们对舍勒的伦理学缺乏深入的研究有关，当然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对现象学伦理学的一些定位性的评论也一直影响着部分人对舍勒的客观接受。由于伽达默尔本人是在接受现象学的过程中从事哲学的，他自己最清楚现象学伦理学的不足，他把解决现代伦理问题的出路放在了实践哲学恢复其往日的尊严上，寄希望于希腊古典伦理学和康德伦理学能产生出新的综合。④“就是在这种兴趣的背景上，激起了我对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的批判地反问，鉴于实践理性的规范品格，哲学的价值研究如何进行自我辩护？我在大学第一次讲授《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和历史》（1928年于马堡大学）就是以对价值伦理学的详尽批判而开始的，所针对的问题本来就是：从对价值王国的研究中，究竟能够达到哪些规范性的伦理。”⑤伽达默尔实际上过于匆忙地略过了价值论伦理学在古典伦理和康德伦理上进行综合创新的努力。 本文尽管在一些具体观点的评价上十分赞赏伽达默尔对价值伦理学的洞见，但试图证明，伽达默尔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价值伦理学的历史地位，特别是没有认识到价值伦理学作为一种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康德的道义论和英美的功利论的独立的伦理学形态所具有的开创性和突破性意义。为此我们在下文将简要地比较舍勒的价值伦理学与康德道义论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伦理学及英美功利主义伦理学之间的异同，以说明它在解决伦理学基本问题和现代伦理危机的实际问题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一 直面现代价值危机，将价值意识引入伦理学 作为现象学家的舍勒与胡塞尔一样，是在其老师布伦塔诺的影响下，把价值意识引入哲学伦理学并以拯救欧洲“科学危机”为己任的。而所谓的“欧洲科学危机”，“是由于忽视了科学所由以开始的生活世界”⑥，而“生活世界”实质上就是作为生活着的主体从其特殊的观点所体验到的世界。因此，“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的意义”，“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而人生有无意义“是关于真正的价值……学说的主题，是关于伦理行为……的学说的主题”⑦。在此意义上，所谓“欧洲科学危机”实质上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和“价值”危机。所以，把价值哲学引入伦理学成为现象学伦理学分析和解决现代伦理危机的一个基本特色。⑧ 但舍勒把价值问题引入伦理学的路径并非像胡塞尔那样是从“欧洲科学危机”出发，而是从现代人的感受和体验结构出发的，这直接地和布伦塔诺《伦理认识的本源》中的洞见相关，因为布伦塔诺首倡的观念在于：“伦理价值的自主性（自律）建基于感受和偏爱行为，伦理价值的等级秩序也是通过它们而得到规定的”⑨。所以，舍勒对现代的考察直接地就是考察现代人的感受和偏爱法则。通过这一考察，他发现了现代的“人心失序”。所谓“失序”表现为现代精神对传统的“价值颠覆”，即古代所颂扬的高贵价值、崇高美德被本能冲动这些在古代伦理所要“克制”、“压抑”、“控制”的东西所取代，欲望、利益、感性冲动得到了“平反”，成为现代人所奋力追求、现代法治极力保护的“人权”。舍勒借用尼采的语言把现代的这种“价值颠覆”称为“本能冲动对逻各斯的系统造反”。这在心性上体现为“怨恨”，在伦理气质上表现为传统“德性”或“美德”的必然衰落，因而生命的价值被肉身的价值所取代，快乐、享乐、有用性成为评判事物是否有价值的标准，功利主义变成一种在现代具有实质影响力的伦理学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