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9-0020-07
日本学者望月清司在关于马克思“异化”的第一规定研究中，提出了“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等同于“自然的异化”的观点，同时在论证上把过去倾向于“剥削特征”的披露变成了揭示一般人的“劳动外化的必然性”和“类本质”的“市民社会”规定①，这个转换不仅意味着淡化了原有异化理论的批判性，更重要的是模糊了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批判尺度，以及割断后期《资本论》仍坚持的“资本”与“劳动”对立和对剩余价值问题批判的联系。依笔者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的“自然的异化”首先指“人的自然界关系”中作为批判尺度中所包含的辩证逻辑涵项，其次才指资本主义割断了的人与自然的正常的生产联系而出现为现实的“异化”并构成所谓的第一规定。笔者就此试作梳理。
一 望月清司关于“异化”的第一规定及其学理建构
望月清司是日本国内“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73年他出版了重要的著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这一著作经我国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翻译，2009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继南京大学翻译出版广松涉的著作之后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望月清司把马克思的历史观解释成为“市民社会”的历史，并区别“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不同，进而把近代理解为是从“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强调了“市民社会”的必然性。在学理梳理上，他把所谓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分解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的“劳动异化”、《穆勒评注》的“交往异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工逻辑”、《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依赖关系”等逻辑推进的学理构建。在这一系列的逻辑梳理中，批评广松涉坚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直接提出从“异化劳动逻辑”向“物像化逻辑”转换的观点，认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到《巴黎笔记》的《穆勒评注》之间存在一个逻辑转换，即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入了“交往异化”批判，两个“异化”规定不同，二者的互补及统合才构成马克思完整的异化理论。但这个“转换”起于“异化劳动”的把握，然而“异化劳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中是四重规定，如何理解这“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及其关系成为了契机。
望月清司在梳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与《巴黎手稿》尤其与《穆勒评注》的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不仅进行了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与《穆勒评注》的“交往异化”的关联研究，而且以区别第一手稿中四重异化的关系来论证“异化劳动逻辑”向“交往异化逻辑”转换的学理过程，展开马克思在著述这些文本中的学理纠结，同时论证了所谓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其中涉及“异化”的“第一规定”的理解问题，他认为“异化”的第一规定既不是像日本学者杉原沿袭传统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工人劳动的异化”②，也不是日本学者冢本那样把它理解为以第二规定为核心的派生并仅仅作为它的前提③。在他看来，必须注重马克思为什么把“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同时表达为“自然的异化”，其关键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的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如何表达了“自然的异化”并成为贯穿整个历史的东西。
望月清司认为，马克思在讨论“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时，包含了一个“非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的“在最抽象和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讨论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作为劳动者)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过程”④，“自然异化”是指这个过程的规定。他解释道：“人通过劳动把它们从大自然的怀抱中分离出来，并使它们成为为我之物，这一活动同时也就是人本身以及人化自然的实践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将会给自在自然带来双重伤害，使自然与人相异化。但是，人又不能不依赖于大自然母亲。人是在人化自然等于了异化了的自然这一二律背反中，从大自然中获得生产资料，并靠大自然‘找到工作’来维持生存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又是自然的‘奴隶’(Knecht)。”⑤这里，“自然的异化”是指人的对象性存在及对象化活动中的必然性规定，一方面指自然被人改造而成为“人化自然”的“非自然状态”，一方面指人在自我生产的自然改造中又被自然界所奴役，从而人与自然处于对立关系。虽然，这个“异化”是劳动者与产品之间的直接关系，没有任何(社会)中介；但是，望月清司认为，上述意义上的“自然的异化”作为“异化”的“第一规定”，它与马克思在后面的第二规定、第三规定和第四规定不同，尤其第二规定的“异化”指出工人被强制劳动的叙述隐含着另外“一个别人”，在第三规定在“类本质的异化”中发现了“个体”的指认，第四规定已上升为“人同人相异化”是“社会关系”的表述。比较发现，在第一规定中的“人”是孤立的人，不是社会关系的人⑥。他认为在“异化”的第一规定上升为后面的三重规定中存在着从“孤立的人”变为“社会关系的人”的逻辑过渡，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中是未能解决的，按照望月清司的说法就是存在“失去的一环”⑦。提出马克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暂停了“手稿”的研究，转入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并做了后来所称的《巴黎笔记》尤其完成《穆勒评注》。在《穆勒评注》中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货币”、“交换”的中介研究，揭示“共同存在”⑧是人的本质，并且在原始共同体内“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中人们之间的“劳动过程的互补”⑨就是“共同存在”体现，这时“劳动过程中的互补”包含一个个人劳动产品的“让渡”及其“扬弃”的辩证环节，在形式上就是个人产品纳入集体的再分配。这个再分配也就是包含“自然的异化”在内的劳动的外化(异化)的扬弃，但在历史进程中，这种“扬弃”随着产品增加而出现人们的产品“领有”逐步由部落首领的占有变成了“个人所有”，而“个人所有”作为剩余产品基础上的交换，使“劳动过程的互补”变成了“社会规模上的产品互补”⑩，从而发生了以产品交换为内容的人的交往。相互让渡产品的交往蕴含了“劳动的社会分割”，即“分工”和“私有财产”的产生，进而实现了“自然的异化”向“交往异化”的过渡。这种私人所有的交换是“劳动的异化”，却也是人们的“共同存在”，提出马克思由此在《穆勒评注》中建立起了“私人所有=外化的类活动”的“市民社会”的逻辑(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