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9-0005-08 我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一书在日本出版于1973年，2009年该书在中国出版。在这里，我想就写作该书的一些背景和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一 背景 我将本书献给我一生之师小林良正先生。20世纪30年代日本曾出现过一个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学者集团，即“讲座派”，小林良正先生就是这一辉煌的“讲座派”的领导人之一。“讲座派”这一名称来源于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讲座”系列丛书。 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为两大潮流，即“讲座派”和与此相对立的“劳农派”。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1868年明治维新的认识。讲座派认为明治维新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天皇制的建立；而劳农派则认为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两派围绕着许多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他们的论争后来被概括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讲座派的代表作是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平野义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以及小林先生的《日本产业的构成》，这三本书被称作“讲座派的三大经典”。 我跟着小林先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史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才学会了通过严格考证概念来阅读经典著作的方法。小林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曾经两次被捕入狱。但他对自己的学问信念从未动摇，堪称是一位真正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此，尽管他属于我所说的那种顽固不化的“教义体系”的思想家，但却“如同对瞳孔”那样珍视学术自由。后来，我在研究近代德国东部“第二次农奴制”时发现，被教义体系视为理所当然的说法，实际上是建立在最早使用该词的恩格斯对事实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的。恩格斯说，“德国农民战争”以农民的失败而告终，在那以后，为了报复，领主们对农民的剥削变本加厉，很久以前被废除的“赋役劳动”又开始复活，即传统“农奴制”的“第二次”复活。但实际上，在德国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说法是“农奴制只不过是名称而已，战后农民的地位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变化”。我在一次学会上对此作了报告，这次报告还是我在学界的首次亮相。在我的发言结束以后，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没有人提问”！如果说因为侵犯了恩格斯的权威，出现这种状况是当然的。但是“没有人提问”与其说是对我的无视，在我的心里毋宁说是一种屈辱。后来遇到了小林先生，他只说了一句“Going My Way，要坚信你自己的道路！” 本书面世时，我毫不犹豫地将它献给了小林先生。因为我想告诉先生，自己虽无情地批判教义体系，但从未忘记先生的教诲。先生为此而感到非常的高兴。先生当时患有疱疹的后遗症，一直在治疗，很痛苦。但他在与痛苦作斗争的同时，为我写下了一篇长长的书评。小林先生在以温馨的笔致回忆了与我长年的交流后，笔锋一转对我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说“我作为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坐视那种在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两位不同的思想家的观点”。 我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结语：马克思历史理论和现代》一节中阐述了我的目的，即“批判地洞察眼前的资本家社会，认识作为资本家社会基础的市民社会，将市民社会确认为人类历史长期积累的产物”。但是，要完成这一工作，当然是十分艰苦的。我十分清楚这一点，但之所以能长期挑战这一困难，得益于自己有坚定的目标，这就是要解决“什么是欧洲，特别是德国中世纪的农奴制”问题。 内田义彦先生和韩立新先生都认为我的著作的《第七章 马克思的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像》是比较特殊的一章，但实际上，我的真实想法却相反，即“为了写第七章才写第一到第六章的”。“日耳曼共同体”所代表的那一结合原理，即“不是联合体，而是联合行为；不是统一体，而是统一行动”并不存在于希腊和罗马，或者将范围再扩大一点，即不存在于地中海世界，而是存在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我试图并已经确认，只有从这一结合原理出发，“市民社会”才能够在历史上从德国的农奴制中诞生出来。这里我想通过几个关键概念，介绍自己是如何在解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到达“市民社会”。 二 关于解读市民社会的过程 (一)historisch的应有之义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MEGA)的新版还是旧版(Marx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都应该是模仿康德全集的书名。在文献学上，historisch是指将著作按照写作顺序来排列。但是，作为实际问题，我们却很难将论文、资料和书信按照它们的撰写顺序来排列。我曾按年份整理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政治活动以及其他理论家和党派的活动，做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年表”。在做这些准备工作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副产品。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始于1845年11月，就是在那之前的10月17日，马克思还想带领全家移居美国，并将这一申请提交给了自己的出生地特里尔市的市长。后来马克思放弃了移居美国的念头，立即开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