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1)05-0055-08 自从肇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其典型形态的“实践哲学”展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以来，马克思是否承认与人分离的自然界的存在已逐渐演绎成为马克思思想研究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说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说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一惊世之言时还没有能够预料到它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所由产生的影响，那么，马克思思想到我们今天的发展所出现的各种只能以多元化来解释的解读模式的尖锐对立却使这一问题的意义以充分的甚至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但是，当人们将思维的视角逐渐转向由这一问题所引发的更多次生性问题的时候，马克思是否承认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界的存在问题却渐渐淡出了人们思维的视野。因此，如果不是何中华先生在其《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中重提这一问题，我们原本可以任由这一问题被历史的尘埃所埋没。但是，何中华先生在《重读马克思》中重提这一问题也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它毕竟为我们重新反思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而长期文本学解读模式的训练以及实践唯物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紧张关系的渐渐淡化，也使我们有可能摆脱某种前意识结构的深度影响，在更为理性的基础上展开对相关问题的分析。这，正是本文立意的真正所在。 在马克思的论著中，自然原本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只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在社会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把自然理解为一个体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规定的社会范畴之后，自然才开始作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概念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理论文本中。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1]严格说来，卢卡奇的这段论述并没有以后的理论论争所引申的复杂含义，因为他不过是在强调社会历史生成性对自然认识对象的作用。但是，由于这段论述隐含着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中被轻慢的东西，这就是自然在社会历史中趋向于人化的变革以及由此导致的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分裂，因此，当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将卢卡奇关于“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的观点所隐含的一系列问题充分地解析出来之后，马克思是否承认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界的存在问题就真正以完成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但是，如果认真审视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的相关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在施密特那里，马克思对于与人分离的自然界的存在问题的立场却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一方面承认物质的存在作为其外延与内涵的无限性，是先于历史实践的一切形式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当物质存在成为对人有意义的东西时，这种物质存在并不是在它的优先产生的地位上被唯物主义理论必须假定的那种抽象的物质存在，而是第二性的东西，是通过历史的劳动所占有的[2]210。这就是说，虽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外部自然的诸规律和诸运动形式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但它所理解的自然也绝不是无中介的客观主义意义上的“直接给与”。 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与人分离的自然界的存在性问题，因为主要和首先地是在这一问题上，实践唯物主义才将自己与被认为是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翻版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地界划开来。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一样是一种以抽象自然为基础的物质本体论，这种自然物质本体论把独立于人之外的抽象自然界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把现实世界中复杂多样的事物一概还原为这种抽象的自然，进而又以这种无主体的抽象自然来解释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一样，所关注和追求的仅仅是那个与人无关的、而且就人的活动而言先于人类历史或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相反，实践唯物主义并无意于这种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它所真正着意的是人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这个“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不仅不包括人类产生之前的自然界，而且也不包括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与此相联系，实践唯物主义在将实践理解为人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的对象化活动的基础上，将对“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研究从对象转向主体的活动，立足于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理解现存的感性世界，认为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才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作为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本体论”的坚定倡导者，何中华先生在其试图建立一种更为系统而完备的“实践本体论”而对马克思思想的“重读”中，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上述观点表现出高度的以认同为基调的扩展。何中华先生认为，实践作为人的活动，作为生成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的活动，无非是一个经验事实，但作为一个具有绝对原初性和真正开启性的经验事实，实践又绝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事实，而是必然有其作为本体论范畴的独特性质，这种独特性质不仅有赖于在一种向未来敞开着的意义上的被领会，而且还有赖于它在创造另一种经验事实中的被确认，这就是实践对“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开启。这就是说，实践是在对“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开启中确认其作为本体论范畴的生存资格的。因此，一方面，以实践为本体论根基的世界只能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而另一方面，这种“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即其本原也只能是生成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的实践活动，实践与“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本体论关系，正如何中华先生所说，就是这样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