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论?

———项历史哲学的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钧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原文出处:
哲学分析

内容提要:

近年来,西方思想界盛行一股思潮,将民主视为一个反历史的概念,但对现代民主思想起源的考察告诉我们,民主与历史观是不可分割的。对民主的质疑反映了历史哲学中必然与自由之间深刻的张力。在民主制度的确立、主体施为的无限开放性以及历史与政治过程脱节的背后,其实正隐含了未来观的消遁。历史终结论是古典历史哲学固有逻辑矛盾的体现,但古典范式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核心构成元素的终结;新的历史哲学范式只能是这些元素的重构,而对民主的正确理解取决于一种妥当的未来观。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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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1)03-0055-13

      一、民主:时间,抑或空间?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民主”(democracy)源于希腊文的合成词,前者指代人民,后者意为权力,合二为一即为人民当家作主之意。如果从古雅典算起,民主概念已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而广义上的民主可以追溯至更早。尽管民主的历史源远流长,民主概念本身的历史维度似乎越来越淡化。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马利(Giovanni Mari)曾经感叹道:“今日之民主已成为一个空间概念,而不复存在于时间之中。”①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指出,当代社会已无人将民主看作用以取得“历史意义”的“工具”;不管是历史还是哲学,都无法为政治行动提供依据;历史意义的弱化深刻地改变了民主思想:民主不再指向一个积极的、光明的未来(future),而成为重构个人生活空间及相关社会与政治维度的工具。②近年来,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颇为盛行。对民主和历史的质疑实质上反映了民主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许多当代思想家看来,历史已不再具有意义和目的性;具有普世性和必然性的分阶段、分过程的历史观已不复存在,而历史不再注定迈向某种“光明的未来”。

      有意思的是,半个世纪以前,从历史固有意义的缺乏开始,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令人印象深刻地在民主与历史之间建立起了联系。③在波普尔眼中,民主,或曰“开放社会”,是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最理想政治形态。换句话说,“历史主义”(historicism)④的终结是从历史过程决定论中的解放,它为有意识且民主的建构提供了前提。

      而现在,不仅历史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甚至无法赋予历史以任何意义。在图海纳看来,我们无法也无须在时间维度上建构意义,而应转而诉诸“空间理性”(spatial rationality)。遵循图海纳的告诫,将民主等同于空间理性,一个结论就随之产生:历史与民主是不可调和的。图海纳甚至明确指出,民主没有任何未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具有非历史性,甚至反历史性;而没有任何一个诉诸历史的民主政体能够存活。简言之,民主与历史是一对具有内在矛盾的概念。

      必须指出,民主与历史的悖论并非一种单纯的理论建构。事实上,20世纪历史舞台上的一系列重大不幸事件都反映了这种矛盾。德裔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

      在对极权主义的阐释中,一切法则都成了变动的法则。……自然或历史都不再是俗世之人行动所仰赖权威的固定来源;自然和历史本身就处于变动中。纳粹分子将种族法则视为自然法则在人身上的体现,这种观念的背后是达尔文的思想,后者认为人是自然演化的产物,而这种自然演化并不止于以人类目前面貌所出现的类属;而类似地,布尔什维克人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法则的体现,这种观点的背后隐藏着马克思的观点,即社会是一场超级历史运动的产物,这场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止于历史时点的末端,最终自我摈弃。……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政体中,这种实定法(positive laws)的位置被极权恐怖所占据,后者旨在将历史或自然的变动法则转化为现实。⑤

      从这些历史性大劫难开始,我们甚至可以将图海纳的命题再推进一步:一切诉诸历史和意义的政治权力都必定是反民主的;或者说,现代社会的一切极权主义形式都是以历史的名义展开的。然而,阿伦特最终又重拾了对历史的信心:

      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核心体验导致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⑥从现在起,作为一种潜势,一种挥之不去的危险,它将与我们如影相随,正如人类始终无法摆脱其他产生于不同历史时刻,依赖于不同根本体验的政府类型一样,即使偶有例外——这些政府类型包括君主制、共和制、专制、独裁与暴政。但另一个真理是:历史的每一段结局必然蕴含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承诺,就是结局唯一能传达的“信息”。在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开端是人的超凡能力;在政治意义上,它等同于人的自由。“Initium ut esset homo creatus est(起初,人被造出),”奥古斯丁这样说。每次新的诞生就是开端;这个开端其实就是每个人。⑦

      最近几十年以来,民主宣言与历史终结论的结合逐渐甚嚣尘上。这种观点认为,政治进步(progress)与历史进步是无法兼容的;更具体地说,前者必须以后者为代价。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自豪地同时宣告西方式民主的胜利与历史的终结,⑧这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哲学来源与思考。问题是,即使在后现代主义大师笔下,例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 Lyotard)的《后现代状况》⑨与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现代性的终结》⑩,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论调。在这种理论思潮下,民主被锁定在现在(present)时态中;民主思想成了一个空间或地缘政治上的概念,而不具时间维度,没有历史意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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