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1)03-0045-10 历史是由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而实践由不可分离的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即“物质生产劳动”，另一则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实践，即“社会交往”。那么，“劳动与交往”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如何创造人类历史？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也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一、唯物史观不等于“唯生产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个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因此，对“个人的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观。旧唯物主义将人理解为原子式的个人，人性就是这种原子式个人各自固有的“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②。这种关于个人存在方式的理解，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人性论的历史观。黑格尔哲学则将人的存在理解为神秘的绝对观念的体现，由此产生的历史观将历史理解为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史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所以这些历史观的共同缺陷在于没有理解现实的“个人的存在”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一切人性、一切社会形态不是由物质本身，或者某种超物质的精神力量所预定的，而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生成的。对“个人的存在”这种理解方式产生了唯物史观。 那么，人的社会实践又是什么？首先是劳动，即人类生产自己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只有如此人类才可能生存，才可能有社会的历史。这是不容置疑的基本真理。但是，“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③人类首先必须通过人对人的实践——交往实践成为“社会化的人类”，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人对自然的实践——生产实践，从而创造历史。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实践，也在不断创造出人与人的关系的实践，因为社会分工导致人们并非只为自己生产产品，同时也为他人生产产品，从而通过产品结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因此，正是交往实践使社会生产活动不是单个人的生产活动的总和或总体，而是结成“社会化的人类”整体地对自然界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因此，人对人的实践——交往实践，与人对自然的实践——生产实践构成了人类实践的不可分割的经纬线，它们相互交织而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那么，人类实践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是不是彼此独立的“自变量”呢？显然不是，相反，它们是互为因果，相互生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二者的关系是这样理解的：物质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④。这种“前提”与“决定”作用应当是理解人类实践创造历史活动的理论主线。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唯物史观的这一理论主线在其后的发展中发生了偏离。“交往是生产的前提”被忽略了，“交往关系由生产所决定”被视为唯物史观的唯一原理，“交往”被完全归结为“物质生产”的派生物。物质生产活动完全决定了交往形式，然后再反过来影响物质生产活动。由此形成的历史观，我们称为“唯生产历史观”，它由物质生产劳动来解释所有历史现象，认为一切历史事实统统由物质生产所决定。这种“唯生产史观”的根本缺陷，在于必然导致机械决定论。 如果我们将人与人的交往，完全归因于人对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这就潜含如下的理论预设：社会本来是一个个没有交往的孤立的“原子个人”，只是因为人对自然的生产实践的技术性需要，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如分工、协作，等等)。后来又产生了对劳动资料与劳动成果的分配问题，才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完全由劳动决定的技术关系与经济关系构成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关系。因而人类的全部交往关系归根到底完全可以由物质生产劳动的技术逻辑与经济逻辑来解释。因此，这种“唯生产史观”实际上暗含着“原子个人”的理论预设。 这种以“原子个人”作为理论预设的历史观，实质上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它“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而正是人与人的交往实践生成了“社会化了的人类”。个人一来到世间，便处于由世世代代的交往实践所生成的，由血缘、民族文化、语言符号和各种社会交往规范等所构成的交往关系网络中，个人不断通过交往活动而被社会化，从而形成历史主体——“社会化的人类”，在此基础上进行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劳动。交往是“社会化人类”的主体本身的形成过程，而劳动则是这个“社会化人类”对客观自然界进行的物质活动。实际上，交往活动与劳动过程并行存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浸透。因此“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不仅仅是“劳动”，⑤当然更不仅仅是“交往”，而是“劳动”与“交往”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作为整体的人类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