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8-0045-08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在这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现实，运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本质，实现了对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在经济理论上触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层面，但在思想意识上却固守着资本主义“天然合理性”的——“元逻辑”的批判。这部经济学手稿亦是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方法论的原初语境，其“具体化”路径便是以一定的社会历史事实总体为对象，揭示其整体性本质——“感性的人的活动”(根本上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历史阶段下物化的生产关系。特别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审视“资本逻辑”笼罩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迷雾，用历史生成性的眼光透析作为人类社会总体发展事实与普遍历史叙事的本质，并依据其自身固有的矛盾关系确证现代无产阶级切实变革现实生活的出路，进而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追求“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现实途径和“改变世界”的价值理想。 然而以往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非哲学性研究，往往忽视马克思“剩余价值规律”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与意蕴，未能把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以一个思想整体来看待和研究，致使难以真正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内在统一的历史辩证法。事实上，马克思“剩余价值规律”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人类必然超越的暂时历史阶段，又是人类历史得以发展的现实基础。它是人类历史自我运动的内在否定性环节，即对“资本逻辑”的扬弃是人类历史的内在自我否定过程。马克思把“资本”对个人的“抽象统治”的现象，看作“个体发展的历史”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人受“抽象的统治”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历史形式。因此，《资本论》及其手稿并非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著作，而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它所研究的是“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尽管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了这种关系，而马克思则第一次真正揭示了“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是如何代替了“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秘密。或许由于对黑格尔的遗忘，“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当然就一筹莫展了”。[1](P40)但即便如此，黑格尔“具有巨大历史感”的辩证法也由于不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所以历史在他那里亦不过是“从无，经过无，到无”的逻辑过程。这样的辩证法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与黑格尔的作为“精神货币”的逻辑学相反，《资本论》及其手稿则是哲学反思与科学研究互融相生的历史辩证法，是“人的感性活动”的“逻辑学”。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最具“经济学—哲学”双重批判意义的部分，当属《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关于《导言》的性质，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序言中写道：“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2](P411)这里实质上已经表明《导言》这部带有未完成性质的草稿的重要意义，即马克思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等思想观点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详尽地阐释了，使读者确信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以这种社会形态而终结，承而继之的将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3](P107-108)真正人类社会。 为此，《导言》目录下第三部分内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将作为本文的分析重点。在以往的经济学家看来，这部分内容只是马克思对以“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一般方法论原则的探讨。实际上，它乃是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政治经济学过程的思想实验和哲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总的结果”的“方法论”与“认识论”体现。因而《导言》的价值，决不能简单地作为“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价值、价格和利润这些神秘东西的产物”[4](P154)来彰显和判定，而应以“哲学—经济学”双重视角把马克思这里的经济学发现同时看作其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最重要也是最终的理论逻辑的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不仅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同时更是马克思独特的历史方法，即体现并丰富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然而要真正把握马克思这种历史方法的独特性，关键在于把握以下互为关联的三个问题：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原初语境是什么？如何把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本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思想方法对理解“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问题之意义何在？ 第一，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原初语境。马克思探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有其针对性的。在这部手稿的《前言》里，马克思第一次精要描述了从17世纪末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开始到19世纪前30年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著作为止所完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状况。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主要以人口、殖民、价格、土地所有制等“个别领域”为研究对象，注重个别细节、讲求形式的完美而缺乏鲜明有力的阐释，而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要么是“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要么是“古典学派的反动的批判者”，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和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就是对古典派——首先是对李嘉图——的“反动批判”。他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然而，他们的“和谐本身”绝不是来自丰富的生动的直观，而相反地是以他们“想象的和谐”为前提的，是“从贫乏的、紧张的、对立的反思中产生的夸张的产物”。[3](P4、10)如此一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或对抗就仅仅表现为隐晦不明的因素了。凯里注重对他所收集的大量资料进行形式逻辑研究，但不是为了去认识这些材料的“内在精神”，而是作为“毫无差别”的材料予以“非批判”的加工，以获致他自己抽象的目的。而巴师夏提供的则是以“反论方式表述”的虚构的历史，他提供的抽象有时采取理性的形式，有时采取假想事变的形式，不过，这些事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因此，马克思批判道：两个人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在这里主要是从他们以及古典经济的研究方法(包括叙述方法)方面来讲的。此外，马克思在《导言》中总结自己的经济研究时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只要真正把社会个人的历史性生产的共同点提出来，“生产一般”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例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3](P40)因此，“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3](P26)而“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和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正是企图用只谈“生产一般”而不去研究不同历史时代生产特殊性的方法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把资本主义说成是永存与和谐的。相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5](P994)由此可见，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弊端及固有的形而上学逻辑缺陷，马克思全面系统地阐述政治经济学应有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