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与空间的脱域性

作 者:
沈斐 

作者简介:
沈斐,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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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8-0032-10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指出,“资本就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限制”①;“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②。资本的这种脱域性的深层原因来自资本的内在否定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③ 换言之,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深刻地反映在由资本的主客二分带来的资本属性的二元对立和资本生产过程的社会异化现实。资本疯狂扩张的秉性必将促使其不断地突破物质生产的自然空间,以维持和实现自身的无限增长。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新生产实际上发挥着比物质的生产更为重要的作用”的思想,资本在拓展物质生产空间的同时,必然会通过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开辟出比物质生产空间更为重要的社会空间。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疑继承了这一重要思想: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领域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身就是“占有空间并创造出新的空间”;詹姆逊在文化批判领域中把资本的空间理论进一步表述为“全球化的政治图谋”和“世界体系中空间萎缩的情感”;而大卫·哈维更是直接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的口号,试图通过“时空压缩”,即社会关系中空间的收缩和时间的减少,来刻画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从再造社会空间的角度寻求社会解放的道路。可见,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空间已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成为资本主义物质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共存性与具体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验证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重要实据。本文旨在探究被资本空间限度所遮蔽的资本内在否定性之本质。

      一 资本形态的演变及其空间维度的形成

      1.从等级资本到现代资本、从地域历史到世界历史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存在形态经历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和“现代资本”两个阶段,其中现代资本又包含了以商业资本和生息(金融)资本为主和以工业资本为主的转变过程。这一划分是与马克思把“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划分为简单协作、分工与工场手工业、机器与大工业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最初的资本是行会制约下、在手工业劳动者简单协作的关系中“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说它是自然形成的,是因为“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说它是等级资本,是因为这种资本“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劳动联系在一起”④。马克思认为,由自然等级资本发展而来的商业资本,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商业资本从“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它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它的出现标志着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开始取代了封建行会中师徒之间的“宗法关系”。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商业资本与自然等级资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活动的资本”逐渐在城市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工业资本形成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这个阶段,“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就变为了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⑤;“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有在劳动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并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关系”⑥。事实上,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无论是资本的形态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空间,都出现了新的发展。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这是他生前迟迟不愿出版《资本论》第2卷、反而再一次大规模展开研究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空间是伴随着工业资本的成熟而完成的,这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都有明确的描述。

      以工业资本为主的现代资本展现了创造世界历史的巨大威力:在纵向上,它推动了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由落后到先进的迅速发展;在横向上,它将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的民族历史联系起来,连结成统一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⑦;“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⑧ 因而,创造世界历史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了,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

      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代之而起的是各个民族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首先,作为社会力量,资本从诞生那天起就有着全球范围内运动的势能,为了不断增殖,资本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它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到处落户,建立联系,把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⑨;它使得“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⑩,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其次,资本在造就着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同时,也造就着世界文化、世界精神,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1)。资本用其生产和交换的铁律,夷平了一切地缘性与民族性、物理性与社会性的界限,成为人类历史的普遍形式。在马克思眼里,资本突破一切限制所开创出的新空间,决不是抽象的物理空间,也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地理空间(如罗莎·卢森堡所指认的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而是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在生产关系再生产领域中开创出来的社会空间。毫无疑问,这种新空间的本质必然是“世界历史”的,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体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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