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1）04－0008－06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原始记录。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在货币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首先，在货币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克服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缺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货币理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克服了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基本缺陷，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构型，并以此为基础，揭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初步建构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一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显然还停留在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水平上。然而，184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为马克思看到李嘉图货币理论的缺陷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危机爆发之前，在货币理论方面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派别：一个是以琼斯·劳埃德、约·沃德·诺尔曼、威廉·克莱等等为代表的通货学派，他们奉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虽然他们看到货币的不同职能，即充当流通手段的铸币与充当支付手段的信用货币，但是他们却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完全按照铸币的规律来发行银行券。另一派则是以图克、富拉顿和威尔逊等为代表的银行学派。他们认为，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和充当信用的货币（银行券）是完全不同的，进而强调把调节货币的规律同调节银行券的规律区分开来，反对完全按照铸币的规律来发行银行券。可以说，在危机之前，通货学派无疑占据了理论的上风，1844年和1845年的银行法把这派信条变成了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使这一信条成为整个银行实践的指导思想。但是，184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通货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破产，这为银行学派的反攻提供了口实。这种理论（银行学派）和事实（危机）上的双重触动必然促使马克思认真思考货币问题，而《伦敦笔记》恰恰就是从这两派的争论以及货币问题开始的。 马克思在1850年9月的Ⅰ-Ⅲ笔记本中详细摘录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之间的论战著作。借助于银行学派，马克思逐渐认识到“通货学派”的缺陷。在此触动下，马克思又反过头来研究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于1850年11月－12月的第Ⅳ笔记本中详细摘录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三版）中有关货币的论述，并起了一个标题“货币学说”。在摘录完李嘉图这段话“对货币的需求，不象对衣服或食物的需求那样有一定的数量。对货币的需求完全是由货币的价值决定的，而货币的价值又是由它的数量决定的。”① 之后，马克思评价到：“这是非常混乱的一章。李嘉图认为，黄金的生产费用只有在黄金的数量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时才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很晚才会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按照这种说法，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多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流通的是许多价值低的金属还是少量价值高的金属，这是无关紧要的”②。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质疑李嘉图的货币理论。而在“货币［借贷］利息”的问题上，李嘉图也是一以贯之，用货币数量的变动来说明借贷利息，他总是首先假定货币数量的变动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对信贷的需求，并由此来说明利息率的波动，在这里，他把借贷完全等同于铸币，用同样的规律来说明二者的运动。针对这种学说，马克思发表评论道：“李嘉图为了考察利息率，他在这里如往常一样，首先是让货币量［的变动］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其实借贷市场是由完全不同的其他情况决定的。”③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开始反对李嘉图的观点，而赞同银行学派把信贷供求和流通手段区分开来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银行学派的认识，马克思于1851年初开始在第Ⅴ笔记本上摘录《经济学家》上的文章，特别是它的主编威尔逊的文章。在对这些文章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确证，通货学派用货币的数量来决定商品价格的那套理论是错误的。④ 这一结论集中反映在他于1851年2月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在这里，马克思果断地指出：“我断定，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你知道，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推翻了整个流通理论。第二，这证明，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危机过程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狂地干预调节货币流通的工作，从而更加加深了当前的危机，就像1847年的情况那样。”⑤ 由此来看，此时马克思已经接受了银行学派的观点，以此来驳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这是马克思从经济学上超出《哲学的贫困》的重要一步。但针对银行学派自身的缺陷，此时马克思显然还无法辨识出来，这一点是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完成的。 随后，马克思以货币为切入点，重新摘编了他所有的笔记本，包括《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刚写的《伦敦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专门的手稿《金银条块。完整的货币体系》（1851年3月）。从货币理论来看，这一手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厘清货币数量论的形成史，进一步批驳货币数量论；第二个方面是在银行学派的影响下研究货币与资本的区别。在这里，马克思对货币的探讨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从生产的维度来看货币的本质。“只有劳动可以自由交换货币，也就是说，只有同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货币制度本身才是纯粹的”⑥，因此，“流通取决于整个产业组织”⑦。一旦从资产阶级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待货币，马克思必然能够清楚地看到，货币向资本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产物；同样，货币之所以能够作为资本存在根源于生产过程（价值的余额），而不是由外在的流通决定的。正是因为马克思已经把思路由流通领域沉降到生产领域，才使马克思真正辨识出银行学派的谬误之处，从而使他能够超越银行学派的货币理论，初步形成自己的货币学说。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1851年3月－4月写在第Ⅶ笔记本上的《反思》手稿中。银行学派虽然区分了货币的不同职能，但他们却无力理解货币与资本的差别。他们把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交易的信用货币叫做资本，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交易的货币叫做货币，将二者严格地界划开来，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1847年的经济危机。他们认为，之所以会爆发经济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足够的信用货币，从而导致无法全部实现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因此，危机中缺乏的并不是货币，而是资本和信用。针对这种学说，马克思在《反思》给予坚决的驳斥。马克思指出，划分货币与资本的标准并不是外在的流通，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够带来一个“价值的余额”，货币才发展成为资本，这才是货币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差异。不论是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货币形式还是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货币形式，在本质上都是流通手段，“即在真正贸易中的流通手段和在收入同商品即一部分资本相交换的流通手段”⑧，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货币不同职能的差别，是货币内部的差别，而不是资本与货币的差别。因此，银行学派“说在危机时全部问题在于缺乏信用而流通手段是无所谓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缺乏的是流通手段”⑨。在这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他后面制定科学的货币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