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7－0058－06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西方近代以来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它颠覆了占统治地位的唯心史观，摧毁了人类历史观长期以来栖身于其中的哲学唯心主义的避难所，回到了人类历史观原本就应生活于其中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涤罪所。历史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就是历史与社会现实的结合，就是历史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就是历史与必然规律的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不仅是可能的，还是现实的，更是必然的，这种必然的历史进程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因为人类的历史不再是世界主义的普遍历史观念，也不再是国家主义的绝对历史理性，而只是社会主义的现实历史规律。因此，回溯康德历史哲学的界限，把握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完成，重新理解唯物主义历史科学的超越，是一条通达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重要桥梁。 一、历史哲学的界限 “历史的发现”是近代哲学区别于古代哲学的一个根本维度，近代哲学最初秉持的是积极乐观的历史“进步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类理性和科技进步必然会给人类带来光明和福祉。但是，这种观念受到了卢梭的质疑和批判，他指出人类理性的启蒙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幸福，因为前者同样也可以造成人类的败坏甚至毁灭。在简单的历史进步观念中，人们直接承认了历史进步的必然方向，对此卢梭也同样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偶然性，其中根本没有那种单一必然的历史目的。① 在卢梭对简单的进步历史观念批判的前提下，康德不再单纯地接受进步历史观念，开始辩证地思考普遍历史观念，他力图在人类普遍历史观念中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不断趋向人类终极目的王国的总体过程。康德承认卢梭所指出的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异化现象，但是，他不同意卢梭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的否定。他在历史观上改造了卢梭的问题，在其普遍历史观念中指出，伴随着人类理性启蒙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人类的堕落和灾难，恰恰推动着自然所赋予的人类理性的创造能力，使得人类克服自己的灾难，实现自身的福祉，趋近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 但是，在康德的历史哲学中，他所提出的普遍历史观念仍然存在无法超越的界限，人类历史始终围绕着无法认识和无法理解的自然目的旋转。虽然我们每个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都能意识到并不断地追求着自己的目的，但是却无法认识到引导我们整个人类行为的自然目的，甚至即使我们认识到了这个自然目的，也会认为它对于我们无足轻重而对其熟视无睹。因为我们所反思到的人类历史不断趋近的终极目的王国始终是一项“隐蔽的”的大自然计划的实现，即建立一个对内和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政，这仅仅是一种合乎自然目的的可能的普遍历史观念。通过这条先天的指导线索，我们仅仅反思着而不是规定着人类非理性的历史活动，仅仅观照着而不是改变着人类非理性的发展方向。因此，这种历史哲学并不是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是要反思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所以他的历史哲学是其自然目的论在历史领域中的深化与拓展，根本不是所谓“历史理性”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目的，不是我们能够加以自我规定的“理性的”的历史性王国的建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正确地指出，康德所谓的历史哲学恰恰不是“历史理性的批判”，而是“历史非理性的批判”。② 通过这个先天的指导线索，我们不仅可以臆测人类历史的起源，而且可以追问社会发展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人类历史的自我矛盾的发展过程中发现某种自然的目的和计划，那么就有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 因此，这种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不是“历史理性”，而是“自然目的”，康德有时也称之为“自然计划”、“自然智慧”和“天意”等。围绕着这个无法认识和无法理解的历史的自然目的，他勾画了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从有理性的世界公民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尽管没有自己的目的和计划，却有自然的目的和计划，即人类应当建立一个对内和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政。其实，康德这种世界主义的历史哲学乃是对欧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人类存在的历史“天意”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拓展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观念。在他那个时代，欧洲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领土扩张和争夺日趋激烈，人们看到各种战争似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常态，和平只是战争期间短暂的休息。面对人类现实的历史图景，人类总是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自诩自己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梦想自己能够不断地走出战争状态步入永久和平的终极状态；另一方面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人类历史景象总是由人类各种愚蠢、邪恶和贪婪的行为构成，似乎自己的历史真的就是这样杂乱无章而又毫无希望。当这样两幅截然不同的历史画面同时出现在康德历史哲学中的时候，人们似乎感觉到这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正如柯林伍德在分析康德历史哲学思想时所言，“他以启蒙运动的真正风格，把以往的历史看作是人类之非理性的一幕并且期待着一种理性生活的乌托邦。在他的身上真正值得瞩目的是，他把启蒙运动的观点和浪漫主义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方式，很像是在他的认识论中他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起来那样。”③ 因此，这种以人类普遍完美的世界公民状态为宗旨的自然计划来把握普遍世界历史只是一种有限的哲学尝试。对于自然目的而言，这种历史哲学不仅是可能的，还是必需的。只要我们承认大自然在人类自由的演出过程中是有计划的，那么按照自然计划来考察人类历史的这个观念就是非常有用的。只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自然的这个最高目的不断地被遮蔽，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微弱的痕迹来思维它。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尽管我们已经在实现着这个计划，但是这个神的计划（天意）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种不可认识和不可理解的东西，它成为这种先验历史哲学中普遍历史观念无法超越的界限。 即使我们无法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认识到自然目的，但是这个目的还是为我们勾画一个普遍历史观念提供了某种先天可能的指导线索。大自然赋予了人类理性，让理性的人类去创造人类的历史，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源于人类的非社会性的社会性。正是人类的这种双重本性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对抗性，即孤立化与社会化的对抗，人类的虚荣心、权利欲或贪婪心的社会发展阻力与人类的才智、趣味、道德的社会充分发展的对抗。这种对抗使得整个人类“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文化成为“人类的社会价值之所在”。没有这种社会的对抗，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阿迦底亚式”田园牧歌生活中耗尽，人类就会像温顺可人的羊群一样无法创造出更大的文化价值。因此，人类要求和睦一致，大自然却要求纷争不和；人类要求舒适安逸，大自然却要求艰辛困苦。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冲突最终导致人类在社会中的合法秩序，没有对抗性的社会，就没有创造性的社会，秩序性的社会。只有在一个自由对抗而又自由共存的公民社会中，每个人的全部自然禀赋才能获得发展，实现大自然的目的。因此，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即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这个社会把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