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7-0040-06 诚然，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唯物史观的创立等重大问题与马克思的“分工”范畴似乎并无直接关联，但事实上，这些问题本身就隐含在分工之中或者说可以从分工中直接引申出来。如果说“分工的发现”标志着马克思从哲学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研究，那么，“分工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提取出来的重要方法论指示，是洞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路径。无怪乎恩格斯曾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 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对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进行适当划分，其中，物质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者说物质生产具有前提性、决定性、优先性。卢卡奇曾深刻地体认到，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唯物主义转折正是“通过发现经济在社会存在中的优先地位而造成的”。[1](P645)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人的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2](P123)与之相适应而产生的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然后才有政治关系、伦理关系和文化关系等，这既是历史的客观顺序，也是逻辑的必然，更是实践的要求”。[3](P160)可以说，正是基于“分工的观点”，马克思才得以从纷繁复杂、错综交织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中剥离出历史的奠基性和决定性要素——“物质生产”，从而阐明了历史的出发点、发现了历史的发源地、揭示了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 一、历史的出发点：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 马克思指出：“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4](P405)在此，马克思首先指认了这个基本事实并肯定了生产这一历史起点。当然，这里的生产首先是指物质生产，即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既是历史的现实前提，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值得注意的是，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P67)诚然，人与动物一样，有着基于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诸如吃、喝、生殖等基本需要，但是，当这些基本需要成为真正的人的机能的时候，它们本身就包含着深层的文化和社会意蕴。正如马克思所说：“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5](P33)原因就在于，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本身是一种社会性生产，而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个人。马克思曾指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而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真正独立，才能真正发展自己的天性，因此，“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6](P167) 因此，说“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出发点，实际上也就是说“社会个人的生产”是历史的出发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5](P38、26、22) 在充分肯定作为历史出发点的“社会个人”的同时，马克思也着力批判了“孤立个人”的假想。马克思说：“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究其实质来看，“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5](P25、482)实际上，孤立个人的观点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孤立化的。人最初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5](P489)而“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因此，马克思指出：“孤立个人”只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而且，“孤立个人”的观点只是一种虚构和假象而已。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因此，“孤立个人”只是一些人头脑中的假象，而不是历史的真正的出发点。如果说关于鲁滨逊的虚构是以孤立个人为出发点的，那么，关于大力士的设想同样是从孤立个人这一荒谬设想出发的。马克思说：“当然，可以非常简单地设想一下，有个体力超群的大力士，起先捉野兽，后来便捉人，迫使人去捉野兽，总之，像利用自然界中任何其他生物一样，也把人当作自然界中现有的条件之一，用于自己的再生产（这时他自己的劳动就归结为统治等等）。可是，这样的看法是荒谬的——尽管它就某一个部落体或共同体来看是很对的——，因为它是从孤立的人的发展出发的。”[5](P25、22、4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