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马克思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是一个焦点性问题。这个问题以前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并不突出，因为我们长期奉行马恩“一致论”的观点。近年来，随着“回到马克思”思潮影响的扩大和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的译介引入，马恩关系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广泛讨论，从而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观的比较研究，表明笔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立场。 一、“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和所谓“柯尔施问题” 众所周知，在西方马克思学中，一直存在着“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对立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论”三个教条。中国学者则长期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论”的观点，而对西方马克思学采取批判态度。近年来，随着“回到马克思”思潮的影响扩大，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于传统“一致论”的新观点，如“差异论”、“异质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恩格斯化”等。与此同时，曾经受到批判的西方马克思学也开始受到重视，得到重新评价，“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公开出版，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要“重建马克思学”或“创建中国马克思学”。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并有所争论的问题。 在西方马克思学的三个教条中，要害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论，关键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因为在很多西方马克思学家看来，恩格斯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②。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就成为一个关节点。为简明起见，我们称之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态度转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就开始了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介绍和研究，但这种研究是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主流的。比如有学者说，西方的所谓“马克思学”学者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之一，就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他们制造的所谓“马恩对立论”的神话，就是这种歪曲的表现。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研究者不否认西方马克思学中确实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但主张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主流。 例如，有学者曾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研究必须坚持“价值优先”的原则。因为本来并不存在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它是一个被西方学者“刻意制造出来的问题”，因而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作出意识形态的回应呢？但是，正如另一些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的，西方另一类马克思学家的存在，使我们不能不做另外的考量。在西方关于马克思的研究中，既有坚持价值优先、在研究中掺杂意识形态因素的学者；也有坚持学术优先、注重文本研究的严肃学者。对于后一类马克思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必须采取学术的方式来对待。即使是那些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问题，也不妨首先用学术的方式来解决，这可能是一种更有力和更有益的应对方式。③ 这也是本文所持的基本立场。 事实上，很多学者都逐渐认同了这样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即是一个必须从学术上认真对待和研究的问题。同时，它已经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编纂过程中的“头等问题”。正如英国马克思学家卡弗（Terrell Carver）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事实所经历的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实际过程，二是由恩格斯建构的回顾性说明。④ 马克思曾谈到过他和恩格斯的关系，但谈得不多，关于他们的关系主要是由恩格斯来叙述的。而且这些叙述大多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带有回顾追忆的性质。这是我们不能不予以注意的。 如果放宽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西方的观点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根据有的学者归纳和概括，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1）“一致论”，这是以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上的看法。（2）“修正论”，这是伯恩施坦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的观点，认为恩格斯修正了马克思，通过恩格斯的“修正”，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不成熟的“最初的形态”提高到恩格斯的“成熟的形态”。（3）“误解论”，这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定位，认为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应该“回到马克思”。（4）“对立论”，这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和一些晚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其核心观点是：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应该回归马克思。（5）“同质论”，这是以古德纳尔、亨勒、利格比等为代表的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问题的新看法，基本立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具有同质性，都包含着内在矛盾，应该被解构。⑤ 其中“同质论”是对西方马克思学观点的新概括，这一概括是否准确是另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是：既不赞同“对立论”，也不赞成“同质论”；我比较赞同“差异论”。但差异是以同一为前提的，反之亦然。简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关系是：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叙述可以支持我们的上述看法，仅举两段人们熟悉的话为例。马克思在谈到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曾经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