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4-0086-06 2011年1月8日，由《政治经济学评论》和本刊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创新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刊主编梁树发教授和《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张宇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杂志，并共同主持了研讨会。学者们围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资本论》的研究，以及中国发展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讨论，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行了反思。 一、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经济学本来就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两个“学科”之间的外在对话问题，它实际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沟通，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来审视其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丰子义教授指出，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来审视其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首先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唯物史观的创立和革命性变革，不是在纯粹的哲学领域中发动的，恰恰是在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没有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没有对经济学的研究，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如果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解剖，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可以视为初步解剖。尽管后一种解剖与前一种解剖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所显示的意义还是重大的，它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历史观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其次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恰好得益于哲学上的革命，即方法上的革命。这种革命突出体现在这样一些反思性的批判中：一是前提的批判。马克思将社会发展看做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彻底瓦解了这种前提的设立。这样的前提性批判分析，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是非常重要的。二是结论的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得出的各种结论，马克思给予强烈质疑，认为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这种批判精神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众多结论的考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结论的推翻就意味着基本理论论证的推翻。三是方法的批判。马克思自始至终将资本主义社会放到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来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研究，具体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有生有灭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宣告了“天然论”的终结。 通过两种变革过程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论域中，并没有纯粹的经济学，也没有纯粹的哲学，而是相互胶着在一起的，不可能离开它的整体性来理解每一个部分，也不可能仅仅从各部分之间的相关性来理解其整体性。应当对这种整体性予以实质性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通经济学与哲学的渠道，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 韩庆祥教授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哲学体现为“哲学问题，经济寻求”，哲学革命得益于经济学研究，创立了唯物史观；哲学中的经济学体现为“经济问题，哲学分析”，哲学研究推动经济学变革，发现了剩余价值。他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问题的哲学价值导向。由此，追寻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哲学道路。 第一，经济学中的哲学。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作用是在推动其哲学信仰的清算中得以呈现。正是在经济学研究的推动下，通过对自己的哲学信仰的清算，马克思得出结论：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正是基本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学逻辑的引入，导致了哲学领域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没有经济学研究，就不会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不会有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获得的；马克思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结构时所使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概念，是从经济学中提炼出来的；马克思得出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如“物质生活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经济学逻辑的必然结论；社会革命也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说明的。 第二，哲学中的经济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国民经济学所误解的经济问题与经济范畴都提升到哲学层面进行人本主义思考，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在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到异化劳动再到共产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其经济学研究的人本立场鲜明地呈现出来。实际上，马克思的人本立场在其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足以说明人是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哲学前提：现实的个人是经济生产的出发点；人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是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来源；社会的人及其交往关系是货币的基础；工人劳动是资本增值的基石；人本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秘密；人的解放是生产关系的评价标准；人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和承担者。 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核心和灵魂是他的唯物辩证法。这个方法使马克思既超越了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中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推动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中发现了剩余价值，实现了经济学革命。 叶险明教授认为，加强哲学和经济学的联盟和互动，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一，写出中国的《资本论》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界同仁的愿望，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界同仁的愿望。其二，当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近似的范本。西方经济学和哲学发展的教训几乎都在中国学界带有“中国特色”地重演了一遍。只有马克思超越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对立的逻辑能给我们从方法论上指出实现宏伟目标的路径。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主义”，其根源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还不足以为哲学整体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经济学场”，从而也就不能使哲学从“哲学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虽然与其在方法论上拒斥“无用的”、不属于“科学”的哲学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在整体上还不具有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新形态的当代中国哲学的状况决定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主义”当然不可能给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总体上的方法论支撑。因此，可以断言，中国的《资本论》的诞生还为时过早，虽然目前学界不少人已经为此付出了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