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032－06 一、游戏：哲学研究的阿基米德点 哲学的本性是批判的，但哲学的目光从来都是深情的。古往今来所有伟大的哲学都源自一份“抑制不住的渴望”，都熔铸着哲学家对人类生活的挚爱、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类境遇的焦虑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殷殷期待。哲学不是超然于世界之外的遐想，也不是僵死的教条和冰冷的逻辑，而是一种深深领悟“路漫漫其修远兮”后依然坚忍不拔的“上下求索”。这样的哲学最深邃、最悲壮，这样的求索也最深沉、最执著，因为目标只有一个：认识自己！因此，“人的本质”一直被誉为是哲学研究的阿基米德点。然而这个可撬动“哲学地球”的基点实在太大，其实它是哲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研究的关键点，因为既然人的本质是生成的，就必定只在最本真的实践中得以开显。那么，什么是人类最自由和最本真的实践呢？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已为我们作了解答。 古希腊是人类的爱智童年。就如同孩子喜欢刨根问底一样，古希腊哲人不断追究人生的根本，这种问寻与其说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惊异”，不如说是来源于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形而上学冲动。处在时间和空间交叉点上的人，作为瞬间和有限的存在，总希望为无常的人生寻到一个永恒的始基和一条通达无限的路径。无论是泰勒斯、巴门尼德，还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们对宇宙自然的打量无不根植于对人生命运的眷注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而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人提供在悠悠天地间如何自处的道理，使人放开一己得失的执著，与天地合一。哲学方向的真正调转来自于苏格拉底，他用放弃自然生命作代价启示人们：自由的生命比自然的生命更有价值，认识自己才能认识自然，返回自己才能返回自由，真正的永恒和无限只能生成在我们自己的心坎里。从此哲学主题从外在的自然命运转向内在的自由境界。柏拉图告诉人们境界来自于理念之光烛照下的自我寻找，即“回忆”，而亚里士多德则致力于理念世界的现实实现。然而怎样认识自己，洞察理念？古希腊智慧提供了路径：审美！美是理念的显光！审美可以让理念出场，因为只有审美无功利。人生的智慧就在于自限于对外物的需要，过简朴的生活，不为物役，保持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越，这样被遮蔽的本真才能够还原，人才可以做回自己，生活的真正底色才可以呈现出来，人才真正走向了永恒与无限。怀着对这样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柏拉图谆谆告诫：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应该相应地过生活，都应玩最高尚的游戏并禀有与他们目前不同的另一种精神……生活必须作为游戏来过，玩游戏，唱歌跳舞，这样人才能抚慰神灵，才能免于敌人的侵犯并在竞争中获胜。颇有意味的是，与向往“他世界”的理想主义的老师志趣完全不同，只专注于“现世界”安顿的现实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也同样对游戏一往情深。他说：休闲是一切事物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因为希腊语中“休闲”为skole，休息的成分很少，而是指必需劳作之余时间里的自由和快乐发展，他的“休闲”也就是指在休闲时间所做的事——游戏。师徒二人旨趣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把他们独特的心灵体验之光照向了游戏。他们一致认为人生最好的样态就是玩高尚的游戏，游戏就是最本真、神圣的人以最严肃的态度做的最严肃的事情，而人也只有在此时才走近神、走进永恒。就这样西方智慧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哲学意义生成的道路引向了游戏。 如果说游戏在古希腊哲人那里只是只言片语的思维断片，那么从近代康德开始，它就已经成为哲学话题真正进入理论思维视阈了。沿着古希腊哲人运思的心路，康德开启了近代哲学对人性的艰苦寻找。康德生活的年代，欧洲从文艺复兴走向启蒙运动，自然科学在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人类理性膨胀和道德沦丧。卢梭就曾深深困惑文化活动是否真的比自然状态更能带给人幸福安宁，对于时代的悲情，他担忧道：“我们已经看到美德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地平线升起而逝去”。[1](P147)面对这样的现实，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康德却能对启蒙精神不断反省。他用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深邃眼光，对人类理性进行了最冷静的检视，并始终对人的有限性有极深刻的体认，给予主体理性以适当的地位，既不像同时代的黑格尔等哲学家自视过高，也不像以后的福柯等哲学家走向绝望。康德只是提出：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地盘。康德贯彻了古希腊精神，知识不是目的，哲学是要认识自己，而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知道如何过爱智的生活。为此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三个著名命题：第一，我可以认识什么？第二，我应该做什么？第三，我可以希望什么？20年后，康德在这三个问题后又加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与其说这是个“元问题”，还不如说是前三个问题引发的最根本追问。对第一个问题，康德的答案是：人是有限的存在，可以认识现象界，但永不可能认识真正的“物自体”。对第二个问题，康德的答案是：人应该做道的倾听者、做德的承担者。那么这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何以连接？在著名的《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给了明确答案：在审美的游戏中连接。因为理性规定的常常不是感性喜欢的，这种二重性正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于是康德也寻到了美，因为审美不借助概念、无功利性，既不是个体感性的疯狂扩张，也不是社会理性的极度压抑。美使感性和理性统一、使个体和社会融合，这种协调方式康德称之为“游戏”。只有在审美游戏中，人才能站在他者的立场思考，才能实现道德的完善，人也因此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康德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过程中度过了看似最单调但最为绚烂的一生。最后康德告诉人们：人就是一个审美的有限存在！人可以希望什么？只能希望在审美游戏中从有限走向无限，在瞬间中把握永恒。 康德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断代的标准和典范，又能在所有时代的哲学中始终保有超然的位置，就是因为在时代背景下康德对于人性、人生总有着最清醒的思量和最深沉的把握。在这一点上，20世纪的海德格尔同康德可谓是神交。如果说康德的理性哲学是近代精神的精华，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就是现代文化的瑰宝。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技术至上的不思时代，荷尔德林称为“贫乏的时代”，这个时代人类生存的特点是“无家可归”。就如同当年康德反复论证人的有限性一样，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寻找如何“在有限性中坚持自身”的出路。他说“生存作为存在方式，本身就是有限性，而作为有限性，它只有基于存在领悟才是可能的……基于此在领悟，人就是这个‘此’，它以其存在而是存在者被首次突入而启开，以至于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能够对它自己显示出来”。[2](P118)换言之，此在有限性的本质就是“存在领悟本身”，正是基于这种此在，人才成为人。那么这种领悟何以形成？海德格尔提供的策略是：走入“天地人神四方”的审美游戏！海德格尔最喜欢荷尔德林，就是因为诗人的“游戏”最能领悟生活的真谛，不仅使人“还乡”，也让物回到自身、回到世界。“去蔽”不是上帝的创造，也不是理性人的进取，而是游戏本真从自身中的瞬间“绽出”。此时被遮蔽的原初得以澄明，万物显现了世界，世界给予了万物。这样人与万物都从世界中获得其自身的规定，人也因此获得思想的自由和诗意栖居，获得了真正的完满和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