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3-0005-06 21世纪反思私有问题与19世纪马克思批判私有制所处的语境、任务、面对的问题等方面有本质的延续，但也有诸多不同。从语境与任务看，19世纪是现代性的重要生成期、阵痛期，人们所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从传统社会更好地催生现代性，使现代性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范式；21世纪是现代性的拓展期、转换期，现代性的成就与危机都更为巨大，人们所面对的重要任务是如何规范现代性的运行，建构更加合理、规范的现代性。从私有问题的特殊性看，马克思所面对的更多是作为一种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私有对社会生活，甚至人的肉体的深刻伤害；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则更多是作为一种价值预设、文化前理解的私有文化、私有理念对现代性的公共性、精神家园的深刻伤害。一方面，私有似乎正在日益成为诸多主体理所当然的基础理念，另一方面，私有化、私有理念的有限性、问题性也日益呈现，因而私有能否成为现代性精神家园的深层基点日益受到质疑与挑战。揭示私有幻象的历史特征与辩证作用，探索约束、超越私有幻象的伦理基础与实践路径，对建构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及现代性文化精神、精神家园，意义重大。 一、私有幻象：一种片面发展的现代性 私有幻象是一种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占有、使用财富、权力、知识等的观念、制度与行为；或者以个体为原点，把私有、私有化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甚至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或者以自我为本位思考所有问题，追求对财富、资源、权力、知识等的无限占有。具体而言，私有幻象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一，从主体际性、主体关系看，私有幻象表现为个体、家族、民族、国家、人类等主体过多地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其他个体、家族、民族、国家、物种的存在、利益与价值，比如，个体中心主义、社群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都与私有幻象密切相关；其二，从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看，私有幻象表现为人们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无限度的占有，独占资源、财富、知识、权力等，表现为个体或少数主体对公共资源、公共财富、公共知识、公共权力等公共物品的侵占、独占，比如，诸多思想家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其三，从社会总体构成看，私有幻象表现为追求无穷财富、绝对权力、无限资源的观念与意识形态，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独占财富、权力、知识的行动与行为，表现为对私有化与个体本位过分依赖的体制与制度，比如，社会心理的物化、精神家园的缺失及对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的非理性迷恋等；其四，从社会权力的实际运行看，私有幻象的一个核心表现或者核心内容是公共物品、公共权力的显性或隐性私有化：公共权力的掌控主体把本应为公众服务的权力用来为自身谋利，比如，生活中人们时常遭遇的公权私用、权力寻租等。 以自我、个体为本位是私有幻象的核心特点。在现象与世俗的层面，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私有似乎是一种很现实、很实际的选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的，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2]人是一种多重(物质、社会、知识等)的对象性存在，追求私有也就是追求与人相关或密不可分的现实对象性内容。在特定的阶段与时期，人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资源、财富、权力、知识等，把私有作为主体价值与社会建构的目标，有一定“天然”的历史合理性。在生存论意义上，没有一定量的可支配、可控制的资源，主体的生存、生活会产生问题；在发展论意义上，不管是对个体或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基本内容是拥有、占有更多的资源、财富、资本、知识等；甚至在超越论、意义论意义上，追求私有也似乎有其依据与理由：追求超越性意义世界，一方面意味着对物质欲望的不断克服，对终极意义的不断体验与靠近，另一方面也往往意味着特定主体(如具有一定地位的宗教人士)对终极意义、非世俗性知识的更多拥有、占有。 在个体与整体的张力与具体历史互动中，追求私有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当对私有的追求跨越了合理边界，破坏了个体与整体的张力，甚至把个体、私有作为观察世界的价值基点、前理解时，追求私有便成为一种不合理现象，成为一种不真实、不具有现实性的幻象。从逻辑上看，私有幻象之所以成为一种幻象，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以自我为中心占有资源、财富、知识、权力等需要社会、物质、体制等诸多条件，当人们忽视这些条件而追求私有时，便成为一种有问题的幻象；其二，任何层面的自我(个体、民族、国家)都是一种主体间性存在、社会关系存在，当自我忽视主体的社会性、关系性、主体间性而追求绝对的自我中心时，这种观念与追求便只能是一种幻象；其三，任何层面的具体自我、现实主体都有其生命周期，有一个从生成、发展到衰落、灭亡的历史进程，当人们忽视自我的生命有限性、具体时间性，追求对财富等的永恒占有时，也只能是一种幻象。也就是说，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私有受到环境、历史及自我本身等诸多条件限制，当人们忽视了这些条件限制，走向封闭、绝对、无限的自我，对自我的确认、对私有的追求便成为一种幻象。这一点正如《文化人类学》的作者哈维兰所分析的，自我中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自我中心走向自我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便表现出深刻的问题，会引发诸多矛盾与冲突。[3] 私有幻象是现代性的产物。虽然个体意识自古就有，但个体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私有幻象却与现代性密不可分。从世界文明史的转换看，对个体、自我，特别是个体性自我的普遍发现，是近代的产物。没有印刷术等知识传播技术的普及，没有商业革命、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物质基础的提升与社会结构的变革，个体意识、自我意识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自由、平等等理念是近代的产物，离开了近现代的社会条件，把个体、私有作为价值基点便失去了历史与合理性基础。[4]从人类思维史的转换看，从自我、个体出发理解世界恰恰也是近代思维的特征。从近代开始，以自我为原点才逐渐成为人类思维的主流特征。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是个体性思维的重要起始性代表。自我是笛卡尔怀疑论的确定性、不可怀疑性的基点。对自我体验、自我感觉的确认和不怀疑，是笛卡尔为近代思维、近代理性找到的根本基点。“我思故我在”的深层基点是自我。[5]休谟从感觉出发的怀疑论，其确定的方法论出发点恰恰也是自我。经过费希特、康德再到黑格尔等，作为思维基点的自我日益强化，成为近代理性的重要根基，并成为以与自我为导向的民族观、国家观等交织在一起的重要现代性前理解。正如休·希顿·沃森等指出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理念，其深层基础正是一种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的自我中心论：“个人主义思想与社会阶层水平式团结是民族意识发展的起点。”[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