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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性”范式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争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将“现实性”与“普通经验世界的定在”相区别，从而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哲学的“现实性”概念。其内涵是，以实体的抽象形式去先行规定现实世界的丰富内容，并由此演绎出以国家的普遍目的去预设市民社会本质的先验法哲学。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因为颠倒了“本质”领域与“现实性”领域的真正关系，而他辩证法的“交互-中介”特性却又无法调和两极间的根本对立，这就造成了黑格尔“现实性”概念的本质缺陷。恩格斯虽然把握了黑格尔“现实性”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但他却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错误理解为某类线性知识发展观和自然科学式的渐进真理。实际上，黑格尔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自近代笛卡尔以来的自然科学和几何学式线性认知论的真理观——圆圈式的认识论。真理的理念作为一个在历史中让精神不断自我显现的过程，构成了历史与认识之间的螺旋上升和循环。黑格尔的本体论虽然加入辩证法的否定性因素，但是其内涵依然是本质决定论，但他的知识论却以反向运动的过程来揭示本体论的能动性，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结合了自己本体论与知识论正反运动的双向进程，黑格尔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意义上的实体决定论。
ndliche)等等。有些概念的重新理解涉及我们如何界定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界限，不少学者已为此展开了富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本文之所以关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对黑格尔“现实性”概念的几点批判，是因为，马克思与黑格尔对此概念的不同认识，一方面牵涉到两位思想家立论的根本分歧；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极佳的思想示例，便于我们通过马克思的批判，去反向回顾黑格尔辩证法所阐明的一种不同于近代传统唯理论的认识论方式，以及黑格尔这种新的认识论又将如何能够架通以往“知性”认识方式带来的二元对立。 我们先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里那句历来饱受争议的名言入手：“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③在一个黑格尔的体系被逐渐忘却和抛弃的时代，这句话却在不同的场合被不断重复，其正解和误解可以说已经各自发展为一个线索，倘若说，思想史就是“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影响的思想事件，那么对这句话的正反解释明显已然形成了各自的“传统”④。我们暂且不论其误解层面的影响，而首先就黑格尔的原意进行说明。由于这句话在当时德国思想界已经饱受争议，所以，黑格尔本人为了消除当时人们对这句话的表面误解，在《哲学全书》(1830年版本)的“导论”部分，专门做了详细回应。他指出，跟传统语境不同的是，自己是有所区别地使用了“定在”和“现实”，前者才是我们通常所谈的包含了日常生活的偶然、谬误和罪恶的现实存在，而后者指的是“真实的存在”，例如上帝就是最真实的存在，因为上帝具有必然的合理性，但上帝并不是任何偶然的定在。当然这句话的深层含义远不止于此，它实质上呈现了黑格尔终其一生的一个理论背景，那就是克服传统“知性”知识方式的局限。传统的知性历来认为观念只是现实世界的彼岸，它代表的是抽象思维里的梦想和应然的部分，其真实也仅仅是在抽象意义上的真，它跟现实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也仅仅是外在的“指引”。但黑格尔完全否认这种现实与理性的二元论，因为真正的理性不会停留于反对“琐屑、表面的和暂时的对象”[1](P37)，更不会停留于完全无法实现的抽象观念之中，黑格尔的哲学科学要达到的目的是看到那种能够实现的“理念”。 黑格尔的这个解释固然反驳了通常读者对于这句话的误解，但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现实性”概念存在本质缺陷。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现实性”概念有这样的集中论述： 现实性没有被说成是这种现实性本身，而被说成是某种其他的现实性。普通经验没有把它本身的精神，而是把异己的精神作为精神；另一方面，现实的观念没有把从自身中发展起来的现实，而是把普通经验作为定在。[2](P10) 国家的抽象的现实性、国家的实体性，是必然性，因为国家的目的和整体的持续存在只有通过各种差别的国家权力的持续存在才能实现。 十分明显，国家的现实性的第一个规定是抽象的；不能把国家看作简单的现实性，而应当把它看作一种活动，看作一种差别的活动。……实体性的关系是必然性的关系，就是说，实体似乎是被划分为独立的、但本质上被规定的各种现实性或活动。这些抽象我可以运用于任何一种现实性。既然我首先根据“抽象的现实性”的模式来考察国家，接下来我就必须根据“具体的现实性”、“必然性”、实现了的差别的模式来考察它。[2](P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