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魔力与主体的祛魅

——哲学视域中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乐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学海

内容提要: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两个文本中,马克思打破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单向模式,详细分析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反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无产阶级并不像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预言的那样,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代言人,相反,他们却陷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金钱拜物教的漩涡之中。但马克思认为,这种束缚是暂时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人必然会冲破意识形态和拜物教的牢笼,上升为自为的革命阶级。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这两个文本无疑在主体向度上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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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学术界,马克思在1849-1852年间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为《雾月十八日》)往往被当作政治学著作予以研究,而它们的哲学意义却有意无意地被遮蔽了。我以为,这两个文本不仅是马克思非常重要的政治学著作,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在此,笔者就以无产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为突破口,详细剖析这两个文本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全面监控:意识形态理论深化的突破口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之上的,正是由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才使得一部分人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思想的生产,从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只是作为体力劳动者出现的,这就注定了意识的生产者不可能是无产阶级,而只能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统治阶级必然会把自身的利益放大为全人类的利益,把自身的意识形态宣布为整个社会的、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 而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借助于国家,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根本形式。

      然而,在一个阶级霸权为主导的社会中,国家的社会权力必然被牢牢地掌控在统治阶级手中,被掏空为一种专政的工具,成为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因此,以这种国家形式被无限放大为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自身的一种理论虚构,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也正是立足于此,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称之为“虚假的观念体系”,是对现实的一种幻想和错误的认识。埃蒂安·巴利巴尔认为,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和权力建构的政治理论。② 我认为,这一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显然是从国家(而非市民社会)介入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专利,是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从这种逻辑出发,马克思认为,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必然一开始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界划开来,实现与政治国家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产生出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从这里来看,马克思显然高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将其看作为天生的革命者。他还没有从日常生活层面来认识工人,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观念拜物教(日常意识形式)对工人的束缚作用,也没有看到无产阶级自身的拜物教化问题,更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工人冲破国家意识形态和观念拜物教束缚的方式。

      我以为,马克思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不成熟的观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机制,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缺乏一种全面的认识。截止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始终都是从市民社会单向度地决定国家入手的,国家究竟对市民社会产生什么作用,似乎并没有引起马克思的注意。然而,1848年前后法国革命的现实却给马克思一个极大的触动,促使马克思认识到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反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为他深化无产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突破口。

      在《雾月十八日》中,通过对法国斗争的分析,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国家不仅可以独立于市民社会,而且还可以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监控、影响着市民社会的一切。他指出,统治阶级的利益始终是与国家机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必然会全面利用国家机器的威慑,“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实现对市民社会的全面操控,把原本属于“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变为“政府活动的对象”,“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③。这促使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必然会利用国家机器来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断向工人阶级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如马克思所说:“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④ 而工人在成为自为阶级之前,根本无法识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实本质,实现与资本产阶级的彻底决裂,反而会无批判地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作“真理”接受下来,“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⑤,从而对工人的革命斗志产生消极的侵蚀作用,陷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之中。

      马克思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辩证剖析,为他重新审视无产阶级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开辟了理论空间,实现了对无产阶级认识的去神话过程,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

      意识形态与拜物教的魔力:无产阶级的迷茫与失落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认清资产阶级的狰狞本质,与他们实现彻底的决裂,相反,而是对他们心存幻想,盲目轻信资产阶级共和国意识形态的谎言,放弃自身的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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